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厦门市各级政府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一、公文处理的基本要求
各级政府机关的公文，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发布地方性法规，请求和答复问题，指导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的一种重要工具。各级政府机关应当发扬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克服粗枝大叶、不
讲效率、不负责任、互相推委、拖拉积压、公文旅行等不良作风，不断提高公文处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公文处理必须做到及时、准确、安全，由文书部门统一收发、分办、传递、催办、用印和归档，并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
二、正确运用公文种类
公文种类主要有：命令、令；决定、决议、规定；指示、意见；布告、公告、通告；纪要；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等。办文机关应根据公文的内容和性质，正确采用公文种类。
三、严格按公文格式办文
公文格式一般包括：标题、主送机关、正文、附件、机关印章、发文年月日、抄报抄送单位、公文编号、机密等级、缓急程度等。公文的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并标明发文机关名称和公文种类。向上级机关请求的公文，只写一个主送机关；如果需要同时报送另一
个上级机关，可以用抄报的形式。公文编号，一般包括机关代字、年号、顺序号。几个机关的联合发文，只标明主办机关公文编号。公文应盖发文机关印章，几个机关的联合行文，应盖各个机关印章，大量印发的铅印公文可以不盖机关印章。机密公文应当根据机密等级，分别注明“绝密”
、“机密”、“秘密”。紧急公文应当根据紧急程度，分别注明“特急”、“急”。公文如有附件，应当在正文之后，机关名称之前，注明附件的名称和件数。会议通过的文件，应当注明会议名称和通过日期。公文应在左侧装订。
四、正确处理行文关系
各级政府机关的行文关系，应当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按照各自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来确定。
由市人民政府行文的有：传达贯彻全国、省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省政府的指示和决定；执行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市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发布执行宪法、法律、法令的全市性重大行政措施；宣布市政府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决议、决定；全市性政府工作报告和工作部署；全市性年度国民
经济总计划；政府各项工作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依照《宪法》和《组织法》等有关规定，任免和奖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批复市直各委、办、局（公司）、各县、区人民政府请示的重要事项；向省请示、报告工作的事项；其他需用市人民政府行文的重要事项。
由市政府所属委、办、局（公司）行文的有：传达和贯彻省政府所属各委、办、厅、局的指示和决定；主管业务工作的方针、政策、计划、措施和工作部署；上下级业务部门日常工作的行文；根据市人民政府的授权和有关规定答复县、区人民政府请示市人民政府的有关业务问题。
各政府机关一般不得越级行文请示问题。因特殊情况，必须越级行文时，应当抄报越过的机关；各委、办、局（公司）要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规定，积极主动地处理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各局（公司）解决不了的问题，首先报送主管的委、办研究办理。涉及几个部门的，由主管
的委、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办理；同级机关可以联合行文；经过批准在报刊公开发表的各政府机关公文，应当视为正式公文依照执行；如果不另行文，应当在报刊发表时注明；向上级机关的请示，一般不要同时抄送下级机关，向下级机关的重要行文，可以直接抄送上级机关；双重领导的单
位向上级机关请示，应当根据内容写明主报机关和抄报机关，主报机关应当负责答复请示的问题，上级机关向受双重领导单位行文时，应当抄送另一个上级机关；市人民政府的发文，除绝密的不准翻印以外，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需要翻印、转发，要报经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或
办公室主任批准，市政府各部门的发文，下级机关需要翻印、转发，要报经发文机关批准；翻印时，要注明翻印的机关和时间；各政府机关的公文，不得对党的组织作指示、交任务。各级政府及所属各部门以党组（党委）名义请示报告工作的，应主送上级党委。
五、坚持公文处理程序
公文处理程序一般包括：收文、分办、催办、拟稿、审核、传递、立卷、销毁等。收文由内收发拆封（亲收件除外），按照公文内容、性质，统一编字编号，登入收文簿；发文要编号、登记、封发，并在发文簿上注明发文字号和日期。凡是需要办理的公文，文书部门应当根据内容和性
质，送请领导人批示或者交有关业务部门办理。各部门、各单位向市人民政府的请示、报告或其他材料，均应送市政府办公室，由办公室按文件处理程序处理，不要直接送领导个人。市政府办公室在办文过程中，需要征求有关委、办、局（公司）意见的，由办公室用文件阅文单送出，有关
委、办、局（公司）提出意见后，经单位领导审核，退办公室办理。
凡是已请领导人批示或者交有关业务部门办理的公文，文书部门要负责检查催办；切实防止漏办和压误。
草拟公文须做到：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和上级机关的有关规定；情况确实，观点明确，文字精炼，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标点符号准确，篇幅力求简短；人名、地名、数字，引文要准确；引用的公文要写明发文机关、公文编号、标题和行文时间；请示问题应一文一
事，不要一文数事；起草、审修、签发文件应用钢笔或毛笔。
各级政府机关的办公室应做好公文的审核把关工作：是否需要行文；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提出的要求和措施是否明确具体、切实可行；涉及其他部门或者地区的问题是否协商一致；是否符合本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对公文进行必要的文字把关。
公文传递必须做到及时、准确、安全，传递机密公文时应当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公文办理完毕后，承办人员应当根据文书立卷的要求把公文原稿和有关材料整理好，送交文书部门或者主管人员清理立卷。个人不得私自保存应当存档的公文。没有存档价值和存查必要的公文，经过鉴别和主管领导人批准后，可以销毁。销毁机密公文，要进行登记，有专人监督，保证
不丢失，不漏销。
六、做好公文立卷
公文立卷要正确反映本机关的主要业务工作情况，有利于保管、查找和利用。公文立卷的范围要明确划定，根据案卷内容的重要程度确定保管期限；分类要准确，根据发文机关、问题、时间、名称等公文特征，按照公文的历史联系，进行立卷。立好的案卷要写上标题，编好目录，按照
档案工作的规定，向档案部门移交。



1986年6月10日
　　【摘要】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诉讼制度，以其宽泛的诉讼资格认定条件和显著的预防性等特征，在现代环境保护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环境公益诉讼的现有定义为线索，简单谈了定义所涉及的公共信托理论、法律权利原则、实际损害原则等相关理论，从而试图对环境公益诉讼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义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公共信托；实际损害

　　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创造了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环境公害。严重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当代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传统诉讼理论中“有诉的利益才有诉讼资格”的诉讼资格理论以及“人身权或财产权受到侵犯”的请求权基础理论在法官处理日益增多的环境公益争讼案件时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公益诉讼开始在美国、日本等国出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已日渐成熟，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

　　二

　　傅剑清法官的《环境公益诉讼若干问题之探讨》一文从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产生的原因和理论依据、功能、目的与价值等多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这种新型诉讼制度。读后受益匪浅，但笔者对傅法官给环境公益诉讼下的定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敬请同仁老师指正。

　　傅法官的定义如下：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法人、公众团体或国家机关，为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当其认为有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发生，已经造成或极有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损害后果时，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国家或不特定的多数人以环境违法行为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违法行为人停止环境损害行为及赔偿公益损失的诉讼制度。[1]

　　笔者认为该定义有几处值得商榷：

　　（一）不应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

　　该定义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有三方面的理由。

　　理由之一，我国是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机关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民选政府，国家机关都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契约论的“主权在民”、“有限政府”等理念更是深入人心。所以在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这一点上，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私有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再者，我们力求给环境公益诉讼下一个定义并不应只局限于我国，它应当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

　　理由之二，在环境公害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国家机关在信息收集、因果关系判定、污染治理措施采取等各方面处于比一般公民更为优势的地位，它们提起和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力量更强，对公益的保护效果更好。

　　该理由陈述的事实是客观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国家机关可以据此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根据公共信托理论，大气、水流、日光等环境要素不再是传统民法理论中认为的“无主物”、“自由财产”，而是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任意对其占有、支配和损害。全体人民委托国家对环境进行管理，国家就必须认真履行受托义务，合理地保护、管理环境。因此，我们理解，“执行环境法，组织污染或使公共资源恢复”是环保局等国家机关职责的应有之义。只要它认真履行职责，行使人民赋予它的行政权力，就能起到防治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作用，有什么必要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权的救济呢？相反，在它不严格履行职责，致使发生或可能发生损害环境后果的情况下，它还可能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而不是原告。

　　理由之三，我国的环境保护团体数量尚少，力量还十分薄弱，公民的传统“厌讼”观念尚有待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关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对于整个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该理由仍然是将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义局限于为我国。在美国，情况正好相反，有相当数量的民间环保组织为保护环境而不懈努力着，且美国人尚讼。即使在我国，环保组织数量少，公民“厌讼”的情况下，国家机关也不应该越俎代庖，因为这样可能适得其反。即使在“尚讼”的美国，也不是人人都愿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因是诉讼费用高、举证责任艰巨。为了鼓励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美国《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固体废物处理法》等均规定，法院如认为合适，可将诉讼费用（包括合理数额的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判给诉讼的一方，按照这个规定，依惯例由原告承担的那一部分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等诉讼费用则可能由被告分担合理部分。”[2]在举证责任方面，美国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只要求原告提出“初步表面证明”，实质性的举证负担被转移到被告一方。这些举措极大地鼓励了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相反，如果赋予国家机关起诉资格，则可能使公众对其产生依赖感，最终怠于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导致的结果恰恰与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民诉讼的初衷相反。

　　再者，正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研究员古德丹教授所言：“环境公益诉讼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民众通过借助司法的力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监督行政，弥补公力执法的不足，以达到维护和保障环境公益的最终目的。”[3]“……环境公益诉讼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还是公众自下而上的推动。”[4]古德丹教授反复强调要自下而上地推动环境公益的保护，对公民，尤其是底层民众参与其中所起到的作用给予极高的评价。

　　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淡化甚至根本不提国家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作用。相反，应大力支持和鼓励民众践行环境法“公民参与”的基本原则，积极主动地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综上，笔者认为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是不妥的。

　　（二）在“公共环境利益”前加定语“国家的”、“社会的”是不恰当的。

　　如前所述，根据公共信托理论，环境要素为全体国民所共有，国家只是受全体国民的委托来管理环境，所以环境的所有权属于全体国民，而非国家。二者之间没有所属关系。再者，据现代汉语词典，社会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它是一个哲学或政治学范畴内的抽象概念，而环境则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实在之物，所以“环境利益”前加“社会的”似有不妥。

　　（三）“……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国家或不特定的多数人……”中代表国家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国家只是受托管人，对环境要素不享有所有权。环境要素属于全体国民，所以在环境利益受到损害时，公民、法人或公众团体就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它代表的只能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为什么要代表国家呢？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民事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被代理人由于代理人没有很好的尽到义务致使其权益受到损害，而该被代理人却以自己的名义代表代理人的利益向法院起诉第三人，这岂不可笑？

　　（四）“……以环境违法行为人为被告”的提法值得商榷。

　　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诉讼，有别于传统诉讼，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显著的预防性。“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不一定要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有合理情况判断有环境公共利益侵害的可能，即可提起诉讼。”[5]损害事实还未发生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但损害结果还未显现出来；第二种，行为人只是有实施危害行为的打算，还未实施就被制止了。在第二种情况下，称行为人是环境违法行为人显然不合适，因为他还没有实施行为，怎么能说是违法呢？再者，即使行为人已经实施了某种危害行为，该危害行为虽也造成了损害环境的后果，但并没有侵犯实体法或程序法上规定的权利，能说该行为违法吗？例如：甲、乙两工厂都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向河中达标排污，但造成了河中鱼类死亡。经调查得知，甲、乙两厂排污的总量超标致使鱼类死亡。甲、乙两工厂的行为当然可以引发一场环境公益诉讼，因为他们污染了环境，但他们的行为并不违法，所以他们被称为环境违法行为人委实有些冤枉。又如：起初美国法院审理案件依据的是“法律权利”原则，规定当事人只有证明危害行为侵犯到自己法律上保障的权利时才有资格提起诉讼。可后来，随着公益性质的案件增多，法官们觉得如继续用“法律权利”原则来确认当事人的诉讼资格，则很多实际上损害环境的案件将由于无法确定适格的原告而不能进入司法程序，从而不能有效地保护环境，于是用“事实上的损害”原则取代了“法律权利”原则。在塞拉俱乐部诉内政部长莫顿案的判决法院意见中有如下名句“美学和环境方面的福利，就像优裕的经济生活一样，是我们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而不是少数人享受特定环境利益的事实并不降低通过司法程序实施法律保护的必要性。”[6]事实上，最高法院同意“美学上的损害”构成了“事实上的损害”。包括“审美权、娱乐权”等在内的权利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法官认为对这些权利的损害构成“事实上的损害”，具备起诉资格的人可就此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可在这种情况下，称实施损害行为的人为环境违法行为人是没有依据的。故，称这些人为损害环境行为人似乎更为妥当。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