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探视权在执行中的几个问题

高汝强


一，关于探视权的概念及我国现有法律对探视权的相关规定
所谓探视权，即指父母对自己子女的探望权，就是父母在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后，与子女分居的父或母一方所享有的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探望子女的权利。从民法理论上讲，父母对子女的探视权，是亲权中的一项基本的重要权利，它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身份权的合法体现。
探视权的设立，不仅能够满足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父或母对子女的关心、抚养、教育的情感的需要，保持和子女的往来，及时而又充分了解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更好的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而且可以增加子女与不直接抚养自己的父或母之间的情感沟通和交流，最大限度的减轻子女的家庭破碎感，以便于单亲子女的健康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视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第四十八条规定“对拒不执行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探望子女等判决或裁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有关个人和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在履行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过程中，请求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人民法院在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需要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依法作出裁定。中止探望的情形消失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通知其恢复探望权的行使。”；第二十六条规定“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对未成年人负担抚养、教育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请求。”。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探视权已经通过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得以法制化，并在法律上赋予了强制执行的效力。
二，司法实践中有关探视权强制执行的几个难点问题。
（一）探视权的执行标的难以确定。
一般民事案件的执行标的要么是物，要么是行为，而探视权的执行内容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权利－－探视权及其行使的方式。由于这一执行内容相对较为抽象，因而没有明确的执行标的，造成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二）缺乏法定的适合此类特殊案件的相关执行措施.
现有的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比如查封、冻结或代为履行等，在执行探视权中均不能适用。由于案件当事人的子女并非案件的执行对象或执行标的，就不能像执行过付财物对当事人的子女本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来执行。
（三）在执行中的协助义务界定难。
实践中，对于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是负有协助义务均无异议，但对于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的其他亲属，比如小孩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案件执行中阻挠行使探视权的，是否应当作为被执行人不履行协助义务，尚有争论。有争论，就难以采取一定措施来保障探视权的强制执行。
（四）执行程序终结难以确定。
审判实践中，探视权一般每年至少有几次，或十几次。这样在执行操作中，经常出现上一次探视权刚刚强制执行完毕，申请人又直接来找执行法官要求行使这一次刚刚到期的探视权的行使。造成执行法官对探视权执行案件程序难以终结。执行实践中，不同的法官对此往往有不同的理解，致使执行产生较大争议。
三，对探视权执行中几个问题的理解
（一）对《婚姻法》第三十八条中“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的理解。
作为探视权的法律规定及具体行使，从根本上是为了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应当包括子女的身体、精神、道德、情感等诸方面的健康。假如在父或母行使探视权的过程中，出现或可能出现对子女身心健康不利的情况，则从探视权的立法本意上就可以看出，这时探视权应予中止。执行实践中，探视权执行中止的情形主要有：第一，行使探视权的父或母一方，患有危及子女健康的传染性疾病（例如具有传染性的肝炎病、性病）或精神疾病的；第二，行使探望权的一方在探望子女过程中对子女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比如对子女有暴力倾向；第三，行使探望权的一方有酗酒、卖淫嫖娼、吸毒、赌博等恶习的；第四，行使探望权的一方在探望过程中有过怂恿或教唆子女违法犯罪行为的；第五，行使探视权的一方在探视过程中故意挑拨中伤另一方当事人，明显对抚养子女不利的；第六，行使探视权的一方借探视之际隐匿子女的。在以上列举的几种情形出现后，执行法官一般作出中止探视权的裁定。当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探视权中止的事由也会发展变化的，但探视权中的立法宗旨和精神是不会改变的，就是一切为了父母离婚后子女的身心健康和良好发展。
（二）探视权在执行程序中能否适用调解？
探视权在执行实践中，往往对执行法官对于探视权的调解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在执行探视权的案件时，所依据的是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调解书或判决书），为了维护法律和司法的权威，人民法院就应当不折不扣的严格按照依据裁判文书所确定的内容来执行，不得对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改变裁判文书中的具体内容，切切实实的执行。另一种意见认为，探视权案件在执行程序中有进行调解的必要。理由是探视权案件有与其他民事案件截然不同的显著特点。一般民事案件的执行大多数是物，行为也不多，但都有一个明确而不变的执行标的，所被执行的对象均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但探视权的执行案件中，所探视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子女），被探视的子女随着自己年龄、知识程度、身体及智力发育程度等诸因素的变化、作为子女父或母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工作的稳定性、居住环境、健康程度、是否再婚等诸因素的变化，都会自然而言的影响到探视权的行使效果。因此探视权案件的裁判文书在履行中，当事人及所涉子女的具体情况不是静止状态下的，执行法官在执行中应当根据现实情况，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可使当事人双方（必要时还应包括被探视的子女）就行使探视权的方式、时间、地点、探视次数、交接办法等充分协商，通过调解，使得当事人达成合意，平衡父、母、子女三方面之间的权益，灵活机动的执行案件。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意见。
（三）子女在探视权的执行中拒绝探望的问题。
实践中，探视权在执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子女拒绝探望的情况。笔者认为，面对此种情况，执行法官应根据不同情形区别对待。执行法官首先应当根据子女的具体年龄和实际辨别能力，正确判断出子女拒绝自己父或母进行探望的真正原因，然后对症下药，依法处理。对于是子女自己确实不愿意接受探望，比如子女年龄较大（例如已年满10周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就应当裁定中止执行，不能强制执行；对于子女是受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当事人或家人的教唆、利诱、恐吓而表示不愿接受探视的，人民法院就应当继续执行案件。此时法官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对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进行批评教育，必要时可采取罚款、拘留的强制措施，责令其改正自己的错误行为。同时执行法官责令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配合法官对子女进行思想教育，以说服子女同意并接受父母另一方的探视。
（四）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八条中“有关单位和个人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的理解。
实践中，人民法院在探视权案件的顺利执行中，离不开社会中许多单位和个人的协助与配合。否则的话，探视权案件不能得以执行的数量会直线上升，成为新型的“执行难”案件。如何理解“应负协助责任”和“有关单位和个人”呢？针对“应负协助责任”，笔者认为，“责任”与“义务”在此处含义有所区别，“责任”针对主体的要求程度要低于“义务”针对主体的要求程度。所以“责任”所针对的主体范围远远广于“义务”所针对的主体。由于探视权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是非抚养子女一方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同时涉及到子女的权益与抚养一方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新的民事纠纷甚至恶性刑事案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探视权案件中的“被执行人”是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因此仅为一人，是非常明确的。而“责任”所适用的主体并非非常明确的，主体数量也是并不确定的，甚至是随时可以变化的。那么如何理解“应负协助执行的单位和个人”呢？笔者认为，凡是在法院执行探视权的过程中对被探视的子女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所由个人和组织均构成“应负协助执行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因此被探视子女所就读的学校（或幼儿园）、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一方的单位（或村委会、居委会）、被探视子女所在地的司法所、派出所、妇联等相关部门均是应负协助执行责任的“单位”（组织）；与被探视子女共同生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叔（伯）姑舅姨、兄姐等亲属甚至左邻右舍都会成为应负协助责任的“个人”。
（五）关于探视权案件执行程序终结的问题。
探视权案件的执行程序终结在实践中争论较大。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现有规定，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期限为六个月，而探视权案件的裁判文书往往确定在六个月内有数次的探视子女的权利。这样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这六个月内的这次探视权问题得以执行，但很快申请人又来反映新的一次探视时间又到了，而对方当事人又不配合探视，所以“要求”法院执行以实现自己的探视权利。因此法院应当继续执行，以保持法律的尊严与震慑力，不易草率终结执行程序。否则执行的尴尬局面。持这种观点的认为探视权案件的执行不易仓促终结执行程序，应在一次执行完毕后等待观察一段时间在作出相应的处理会极易出现一份裁判文书中当事人多次地、反复地在短时间申请。另一种观点认为，执行程序所依据的是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裁判文书中涉及探视权的裁判主文已对当事人一方的探视权的行使给以具体化，在案件的履行阶段，如果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当事人未自动履行自己的相应义务，享有探视权的权利人一方自然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探视权作为人身权中亲权中的一部分，属私权的范畴，更何况人民法院的执行程序是被动的，完全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的。换而言之，法院是完全针对当事人的申请从而执行的。因此，人民法院所执行的只能是被动的执行某一次的探视权，执行完毕之时即为执行程序终结之日。而非像第一种观点所认为的法院积极、主动的去执行探视权案件，成为探视权权利人的“形象代言人”，以追求所谓的社会效果。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同时提出立法建议，建议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探视权受阻成为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法定诉讼之理由，以彰化法律之神圣和制约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当事人肆意阻挠或随意限制权利人探视权的依法行使。


中国政府 保加利亚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保加利亚共和国政府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文化、科学和教育合作计划


（签订日期１９９５年４月７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５年４月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保加利亚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本着发展两国在文化、科学和教育领域的联系和合作的愿望，并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保加利亚共和国政府１９８７年５月６日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决定签订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文化、科学和教育合作计划。
　　双方协议如下：

　　　　　　　　　　　　　一、文化和艺术

　　第１条　双方交换展览，具体事宜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办珍贵的文物展览时，具体事宜通过交换专家和签订协议实施。

　　第２条　双方互换一个室内音乐小组。１９９５年中方接待新“狄莫夫”四重奏小组，１９９６年保方接待中方一个演出小组。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促进对等互换室内戏剧小组。双方鼓励艺术团体和艺术家进行商业演出。

　　第３条　双方鼓励文物保护机构之间的合作，优先考虑国家级的文物机构。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互换一个２人文物专家小组，为期１周。

　　第４条　双方鼓励博物馆和美术馆之间的合作。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互换一个美术家（美术馆人员）小组，为期１周。

　　第５条　双方鼓励索非亚“基里尔·麦托迪”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交换刊物、图书资料、信息和专家。

　　第６条　双方鼓励翻译、出版和发行对方国家艺术性较高的文学作品。为发展出版社之间的联系，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互换一个３人代表团，为期１０天。

　　第７条　双方促进在对方举办电影周。双方支持保加利亚电影资料馆和中国电影资料馆之间的合作。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互换一个３－５人的电影工作者小组，为期１周。

　　第８条　双方及时向对方提供信息，根据财政的可能，鼓励对方参加在本国举行的国际音乐、戏剧和电影节，图书展览，造型艺术和儿童创作活动。

　　　　　　　　　　　　　二、科学和教育

　　第９条　双方支持相应的科学院之间进行直接合作。

　　第１０条　双方促进保加利亚共和国教育、科学和技术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委在两部门间协议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利用非外汇对等交换的原则扩大合作。具体如下：
　　确定保中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合作的强项课题。这些强项课题由双方专家每年磋商时商定。
　　制订具体合作形式。优先考虑利用协议中规定的基本额度和资金执行共同制定的方案。
　　制订鼓励两国高等院校之间直接接触的具体措施，通过共同举办活动，交换信息和资料，交换专家扩大和发展合作。
　　在对等的基础上，确定交换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的助学金人数。
　　共同倡办国际性活动，旨在促使两国进入国际机构、组织和活动，以及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信息系统，尤其是相互承认学历文凭。

　　第１１条　双方支持和鼓励相互感兴趣的高等院校之间在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合作。合作的形式、内容和财务支付方式由它们直接商定。

　　第１２条　两部通过建立与科学和高等教育有关的基金会和其它机构的联系，寻找扩大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域合作的可能性。

　　第１３条　双方鼓励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文学和文化。
　　为此，双方交换各一名语言教师。
　　双方为保学家和汉学家参加对方举办的夏季语言培训班创造条件。

　　第１４条　双方就举办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国际活动相互通报，并鼓励专家和学者参加这些活动。

　　第１５条　保加利亚共和国教育、科学和技术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委根据要求相互交换中等和高等教育领域重大决定的信息，以及双方感兴趣的其它资料。

　　第１６条　保加利亚共和国教育、科学和技术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委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在非外汇基础上交换一起４人代表团，为期１０天，为了解对方国家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及问题。

　　第１７条　两部鼓励以下机构建立直接联系：
　　中等普通和职业学校之间；
　　教师培训和进修学院之间；
　　保加利亚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科研机构之间。

　　第１８条　两部支持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员参加由保加利亚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的国际活动。相互通报重要代表大会、学术研讨会和学术讲习班的信息，并根据要求向对方提供材料。

　　　　　　　　　　　　三、新闻、电视和广播

　　第１９条　双方协助保通社和新华社在互利的原则上签订的两社之间的具体协议的框架下进行的合作。

　　第２０条　双方鼓励保加利亚记者协会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第２１条　双方鼓励和支持两国报刊和杂志编辑部之间建立和发展直接合作，交换对方所需的资料和图片。

　　第２２条　双方促进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在直接合作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电视领域的合作。

　　第２３条　双方促进保加利亚国家广播电台和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直接合作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两国国家广播电台之间的直接联系。

　　　　　　　　　　　　　　　四、卫生

　　第２４条　双方促进扩大和加深卫生和医学科学领域的合作。

　　　　　　　　　　　　　　　五、档案

　　第２５条　双方鼓励两国国家档案局之间的合作，交换档案史料复制件，交流档案工作经验。合作方式由两国档案部门直接商定。

　　　　　　　　　　　　　　　六、体育

　　第２６条　双方鼓励两国体育领导机构发展直接联系，发展保加利亚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互感兴趣的体育组织和机构的双边交流和合作。

　　　　　　　　　　　　　　七、友好协会

　　第２７条　双方鼓励和支持保中友好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两会签订的合作计划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八、财务规定

　　第２８条　本计划内交流人员的费用根据下列条款执行：
　　（１）派遣方支付派出人员至接待方首都的往返旅费。接待方根据国内法规，承担不低于三星级饭店的食宿费和零用钱，以及按事先商定的访问计划所需的国内交通费。本计划交流人员如遇突然患病，接待方保证免费医疗。
　　（２）交换演出人员和演出小组时，接待方承担场租费、海报和请柬印刷费，以及与演出有关的所有广告费。接待方在演出前向演职人员提供点心和饮料。
　　（３）交换本计划内展览时，派遣方支付展品至接待方首都往返交通费和保险费，接待方承担国内交通费、海关手续费、场租费、目录和广告印制费。
　　根据本计划第一部分“文化和艺术”第１条，交换国家级艺术展览或文物展览时，其交换条件只有按专门签订的协议生效。
　　（４）本计划内材料的提供和寄送的所有费用，由寄出方承担。

　　第２９条　协议双方互免交本计划内对方来访公民有关居留或延长其停留期限的手续费。
　　执行本计划的派出人员不需要接待方对其工作的批准。

　　　　　　　　　　　　　　九、一般规定

　　第３０条　交换本计划所列的人员时，双方提前两个月将派出人员的简历、工作计划及掌握何种语言通知对方。
　　接待方及时通知派出方是否同意接待上述人员。派出方至迟在派出人员启程前一个月将有关人员所乘交通工具和抵达的确切日期通知接待方。

　　第３１条　交换本计划所列的演出人员和演出小组时，派出方在有关人员启程前三个月将必要的宣传材料提供给接待方。

　　第３２条　举办本计划所列的展览时，送展方至迟应在展览开幕前四个月将印制展品目录和展览说明书的必要材料提供给承展方。
　　在展品另行寄送，而不随同随展人员时，展品至迟应在开幕前１０天到达承展方。
　　承展方应确保展览的组织、保护和宣传，以及印制说明书、目录、海报和其他宣传材料所需的技术条件。

　　　　　　　　　　　　　　十、最后条款

　　第３３条　本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如需要修改，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本计划不排除在双方相互商定的基础上进行上述领域计划外项目交流的可能性。
　　本计划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本计划于１９９５年４月７日在索非亚签字，一式两份原始文本，用中文和保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保加利亚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戴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