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管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办法》的通知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管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办法》的通知
鲁国资考评〔2005〕１6号
各省管企业：
现将《山东省省管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的有关问题请及时反馈我委。
山东省省管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省管企业（以下简称“企业”）财务监督，规范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行为，促进企业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依据《中央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规则》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省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财务核销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资产减值准备是指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计提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委托贷款减值准备、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等。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是指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和省国资委有关财务监督规定，对预计可能发生损失的资产，经取得合法、有效证据证明确实发生事实损失，对该项资产进行处置，并对其账面余额和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进行财务核销的工作。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事实损失是指企业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有确凿和合法证据表明该项资产的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发生了实质性且不可恢复的灭失，已不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流入。
第二章 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原则
第六条 谨慎性原则。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定期对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清理核实，规范建立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制度，如实预计潜在损失和合理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并做好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和核销工作。
第七条 客观性原则。当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成为事实损失时，不论该项资产是否提足了资产减值准备，企业都应当按照规定对该项资产账面余额与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进行财务核销。
第八条 规范性原则。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应当依据国家财务会计制度和省国资委有关规定，对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发生损失的事实进行认真确认，取得确凿证据，履行规定的财务核销程序。
第九条 专项管理原则。企业对不良资产应当建立专项管理制度，组织力量进行认真清理和追索，收回的资金或残值应当及时入账，对形成事实损失的资产按规定要求和工作程序进行财务核销。
第十条 责任追究原则。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应当认真执行资产损失责任追究相关规定，在查明资产损失事实和原因基础上，分清责任，提出整改措施，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第三章 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依据
第十一条 企业进行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应当在对资产损失组织认真清理调查的基础上，取得合法证据，具体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证据，社会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以及特定事项的企业内部证据等。
第十二条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依据下列证据进行财务核销。
（一）上市流通的短期投资和长期债权投资发生事实损失的，应当取得企业内部授权投资和处置的相关文件，以及有关证券交易结算机构出具的合法交易资金结算单据；
（二）被投资单位被宣告破产的，应当取得法院破产清算的清偿文件及执行完毕证明；
（三）被投资单位被注销、吊销工商登记或被责令关闭的，应当取得工商部门注销、吊销公告，或有关机构的决议或行政决定文件，以及被投资单位清算报告及清算完毕证明；
（四）涉及诉讼的，应当取得司法机关的判决或裁定及执行完毕的证据；无法执行或被法院终止执行的，应当取得法院终止裁定等法律文件；
（五）涉及仲裁的，应当取得相应仲裁机构出具的仲裁裁决书，以及仲裁裁决执行完毕的相关证明；
（六）其他足以证明该短期投资或长期投资发生事实损失的合法、有效证据。
第十三条 坏账准备依据下列证据进行财务核销。
（一）债务单位被宣告破产的，应当取得法院破产清算的清偿文件及执行完毕证明；
（二）债务单位被注销、吊销工商登记或被责令关闭的，应当取得工商部门注销、吊销公告、有关机构的决议或行政决定文件，以及被投资单位清算报告及清算完毕证明；
（三）债务人失踪、死亡（或被宣告失踪、死亡）的，应当取得有关方面出具的债务人已失踪、死亡的证明及其遗产（或代管财产）已经清偿完毕或确实无财产可以清偿，或没有承债人可以清偿的证明；
（四）涉及诉讼的，应当取得司法机关的判决或裁定及执行完毕的证据；无法执行或被法院终止执行的，应当取得法院终止裁定等法律文件；
（五）涉及仲裁的，应当取得相应仲裁机构出具的仲裁裁决书，以及仲裁裁决执行完毕的相关证明；
（六）与债务单位（人）进行债务重组的，应当取得债务重组协议及执行完毕证明；
（七）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应当取得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法律文件；
（八）清欠收入不足以弥补清欠成本的，应当取得清欠部门的情况说明以及企业董事会或经理（厂长）办公会议批准的会议纪要；
（九）其他足以证明应收款项确实发生损失的合法、有效证据。
第十四条 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依据下列证据进行财务核销。
（一）盘亏的，应当取得完整、有效的清查盘点表和有关责任部门审核决定；
（二）报废、毁损的，应当取得相关专业质量检测或技术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以及清理完毕的证明；有残值的应当取得残值入账证明；
（三）因故停建或被强令拆除的，应当取得国家明令停建或政府市政规划等有关部门的拆除通知文件，以及拆除清理完毕证明；
（四）对外折价销售的，应当取得合法的折价销售合同和收回资金的证明；
（五）涉及诉讼的，应当取得司法机关的判决或裁定及执行完毕的证据；无法执行或被法院终止执行的，应当取得法院终止裁定等法律文件；
（六）应由责任人或保险公司赔偿的，应当取得责任人缴纳赔偿的收据或保险公司的理赔计算单及银行进账单；
（七）抵押资产发生事实损失的，应当取得抵押资产被拍卖或变卖证明；
（八）其他足以证明存货、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发生损失的合法、有效证据。
第十五条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依据下列证据进行财务核销。
（一）已被其他新技术所替代，且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应当取得相关技术、管理部门专业人员提供的鉴定报告；
（二）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限，且已不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应当取得已超过法律保护的合法、有效证明；
（三）其他足以证明无形资产确实发生损失的合法、有效证据。
第十六条 委托贷款减值准备财务核销，根据委托贷款的性质，比照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核销依据进行。
第四章 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程序
第十七条 企业应当对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管理工作，明确内部审批工作程序和权限。
第十八条 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企业内部相关部门提出核销报告，说明资产损失原因和清理、追索及责任追究等工作情况，并逐笔逐项提供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相关证据。
（二）企业内部审计、监察、法律或其他相关部门对该项资产损失发生原因及处理情况进行审核，提出审核意见。
（三）企业财务部门对核销报告和核销证据材料进行复核，并提出复核意见。
（四）报经企业董事会或经理（厂长）办公会议核准同意，并形成会议纪要。｝
（五）派驻财务总监的企业，有关资产减值准备的核销应当由财务总监签署意见。
（六）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情况按季度上报省国资委核准或备案后，进行相关的账务处理。
第十九条 企业下列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事项，需报省国资委核准：
（一）资产总额10亿元以下的企业，申报核销单笔资产损失超过10万元的；
（二）资产总额在10-50亿元的企业，申报核销单笔资产损失超过50万元的；
（三）资产总额50亿元以上的企业，申报核销单笔资产损失超过100万元的。
第二十条 企业向省国资委申请核准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应提供如下资料：
（一）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核准申请文件；
（二）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核准情况报告，包括：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类别、核销金额与原因、内部核销审批程序等；
（三）逐笔附报资产确认为事实损失的相关合法证据、企业董事会或经理（厂长）办公会会议纪要，以及有关资产损失的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情况；
（四）其他相关材料。
第二十一条 企业发生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限额以下的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事项，应按内部核批程序进行审核确认，并报省国资委备案。
第二十二条 企业向省国资委申报备案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应提供如下材料：
（一）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情况报告，包括：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类别、核销金额与原因、企业内部核销审批程序、核销资产的清理与追索情况等；
（二）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备案表及其他相关材料。
第二十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在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中，应当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的情况进行重点审计，并在审计报告或专项审计说明中对以下相关内容进行单独披露：
（一）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证据的充分性与确凿性；
（二）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核批程序的合规性；
（三）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账务处理的正确性；
（四）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年度决算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等。
第五章 工作责任与监督
第二十四条 企业主要负责人、总会计师（主管财务负责人）应当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负领导责任，财务部门应当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负具体管理责任，企业审计、监察、法律等部门应当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负审核与监督责任，企业内部相关部门应负责提供审核与监督工作所需的相关材料。派驻财务总监的企业，财务总监应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负审核与监督责任；企业总部对所属子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负组织和监督责任。
第二十五条 企业应当对向中介机构和省国资委提供的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企业在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过程中，未履行相关内部审批程序和未取得有效、合法证据，弄虚作假、擅自处置的，省国资委责令予以纠正，并对企业给予通报批评；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情节严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追究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六条 中介机构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出具的经济鉴证证明的真实性、可靠性承担相应责任。中介机构在承办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审计、鉴证业务过程中，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弄虚作假，提供虚假财务信息的，依照有关规定查处，并禁止从事企业相关业务；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七条 省国资委有关工作人员在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核准和备案过程中循私舞弊、造成重大工作失误的，依法追究工作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企业应当依据本办法规定制定本企业的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管理工作制度，并报省国资委备案。
第二十九条 企业未提取减值准备的资产发生事实损失的财务核销行为，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条 改革改制企业和暂未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其资产减值准备和资产损失核销，应依据本办法和《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国资评价〔2003〕72号）的有关规定，报省国资委审批。
第三十一条 企业核销的资产损失，应按照《山东省省属国有企业核销资产损失移交管理暂行办法》（鲁国资考评〔2005〕1 号）的规定，移交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统一管理和处置。
第三十二条 省直部门管理的企业，其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应参照本办法，报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改革改制企业资产损失核销，应依据本办法和《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国资评价〔2003〕72号）的有关规定，由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国资委审批。
第三十三条 各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参照本办法规定制定所监管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管理工作制度。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韩红兴 北方工业大学 副教授 , 刘传高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
关键词: 死刑案件/律师辩护/有效保障
内容提要: 死刑案件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是法治由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必然要求，亦是死刑正确适用的重要保障机制。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重要性与缺乏有效辩护的保障机制及无效辩护的现实之巨大反差，使得完善我国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需要推进死刑案件独立量刑程序的规范化，明确死刑无效辩护的标准，实行死刑辩护律师资格的认定制，确立死刑无效辩护的惩戒及司法救济机制。
一、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必要性
正当我国努力通过实体法减少死刑适用之际，如何通过程序控制死刑的适用，以达到减少并准确适用死刑显得尤为重要。死刑不可逆转性的特征，使得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成为保留死刑国家的首要义务，律师的有效辩护制度是实现此目的的重要保障机制之一。被追诉人有权获得律师辩护是现代法治国家宪法人权保障不可或缺的内容，而给予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更多的律师辩护保障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基本要求，[1]亦成为保留死刑国家死刑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2]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为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提供更多的辩护权保障体现了国家对生命权的尊重，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为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正是国家基于死刑案件的重要性而对其提供的特殊保护。获得律师辩护是死刑案件程序正义的必要形式要件，是维护抗辩式审理模式的基本要素。在法治尚处于形式正义理念支配的时期，只要面临死刑追诉的人得到了律师的帮助就认为已经符合了程序正义的要求，至于帮助是否有效法在所不问。[3]
美国律师协会死刑项目主任罗宾·马赫律师认为美国许多死刑案件的错误是由于律师没有全身心投入的原因。[4]律师的无效帮助是死刑错误或任意适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穷人因拥有“最差的律师”，而不是因为实施了“最恶劣的罪行”而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极刑。[5]而我国近年来连续上演的死刑错案，诸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每一个案件中法院都为被告人指定了辩护人，而事实上被指定的律师在这些案件中真正发挥了多大作用？不得不令人深思。可见，仅仅有律师辩护尚不足以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伴随着现代法治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死刑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辩护制度从关注形式上“有律师辩护”，进一步发展到是否获得了“有效的律师辩护”。有效律师辩护是死刑案件被追诉人辩护权实现的实质内容，是现代死刑辩护的核心。法治国家在解决了死刑案件被告人“有律师辩护”形式正义的前提下，应致力于追求“有效律师辩护”的完善，以实现法治的实质正义，确保国家死刑刑罚权的谦抑性和准确性。
二、域外法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制度的比较分析
（一）独立的死刑量刑程序是律师有效辩护的程序保障
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的充分展开显得尤其重要。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定罪审判是证明死刑犯罪的要素，量刑审判是对生命的审判。就被告人的生命危在旦夕的紧迫性，及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被告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言，量刑是对生命的审判。[6]为了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需要通过独立的量刑程序，对量刑证据、信息进行全面调查、充分论辩，使法官的死刑裁量权建立在法庭调查和论辩的基础上，而不是单靠法官“拍脑袋”决定。为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死刑案件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作为两个独立的阶段是死刑案件宪法正当程序的要求。
（二）确立死刑案件律师无效辩护的审查标准
在美国，每一个被指控犯有重罪或因轻罪面临实际监禁的被告人享有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的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包括在被告人请不起律师的情况下为其指定一名律师以及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1984年在斯特里克兰案（Strickland Washington）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无效律师辩护设立了具体的标准。这个标准包括两个要件：首先，被告人必须证明辩护律师的表现“不足”。“不足”是指律师没有充分发挥辩护人的功能，律师的表现必须低于人们对“合理胜任律师的预期”，即律师的表现已经到了不能被认为是在履行一个律师职责的程度。其次，被告人必须证明自己受到“损害”。被告人必须证明律师的失误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死刑判决不可信。
（三）制定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职业规范
为了确保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实现，美国律师协会1989年制定并通过了《美国律师协会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指派与职责纲要》。《纲要》1．1之A规定：“《纲要》的目标旨在提出一个死刑案件辩护的全国标准，以保证给所有面临可能被任何司法机构判处或执行死刑的人进行高质量的法律代理。”《纲要》全面的规定了律师接受委托或指定后，应该提供的有效辩护。《纲要》要求除特殊情况外，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在24小时内与当事人进行会面。在案件进行的任何阶段对于所有在合理预期中可能对案件有实质影响的事务，律师应与委托人进行持续的沟通对话；律师在每一个阶段有义务对有关罪行与刑罚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独立的调查。有关罪行的调查应当进行，不管委托人对指控犯罪事实作任何承认或供述，或压倒性的有罪证据，或任何委托人所陈述的不会被收集或出示的有关罪证。有关刑罚的调查应当进行，不管委托人所陈述的任何不会被收集或出示的有关刑罚的证据。[7]
（四）建立无效辩护的司法救济机制
被告人主张律师无效辩护的申请，可以通过几种途径提出，即被告人可以申请重审、直接上诉、申请州和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初审法院作出判决后，被告人可以以“律师辩护无效”为理由，申请原审法院对案件进行重审。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无效辩护的标准”，决定对案件重审。重审由该法院全体刑事法官参加审理。无效辩护也可以作为上诉的理由直接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最常见的无效辩护司法救济是申请人身保护令程序。在人身保护令申请中，被告人会要求进行证据听证。在听证程序中被告人通常提出一些具体的信息和证据来证明辩护律师的作为或不作为构成了无效辩护，而辩护律师通常将作为控方证人作证，证明自己在审前调查和准备中所作的努力。如果律师辩护被法院裁决属无效辩护，案件判决将被撤销或发回重审。2000年以来，联邦最高法院因律师辩护无效曾推翻了几个死刑判决。[8]
（五）创设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特殊管理制度
为实现死刑案件有效律师辩护，美国律师协会对死刑辩护律师的资格认定、指派、代理费用、培训、监督及惩戒进行了全面的规定。这些特殊的管理制度主要包括：1．死刑辩护律师资格认定制。由专门机构负责制定死刑辩护律师的资格标准，并组织对死刑辩护律师的资格认定，对具有死刑辩护资格的律师名册予以公布和管理。2．负责对死刑辩护律师进行定期培训。专门机构为死刑律师培训提供资金支持，并要求死刑辩护律师必须圆满完成一个综合死刑培训计划。3．为死刑案件被告人指派辩护律师。专门机构负责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指派，并有责任保证指派的律师为委托人提供符合《纲要》要求的高质量法律代理。4．为指派的律师提供代理费补偿。指派的律师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代理费补偿，该比例还要能反映死刑代理所固有的特殊责任。5．对指派的律师进行监管和惩戒。由专门机构负责对死刑辩护律师的表现进行监管，并负责调查投诉，对没有认真履行职责的律师从死刑辩护律师资格名册中删除，且永远不得恢复。
三、我国死刑案件律师辩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重定罪、轻量刑的审理模式阻碍了死刑量刑辩护有效性的实现
有效辩护是实现死刑案件正确定罪量刑的前提条件。在我国一体化的审理模式下，定罪量刑程序不分，使得整个法庭审理围绕定罪展开，量刑证据、量刑信息几乎成为整个定罪程序的附带程序，量刑成为法官“庭后决定”的事项。在我国“定罪附带量刑”审理模式的长期影响下，辩护律师往往缺乏量刑证据、信息收集的经验和动机，忽视量刑证据、信息的收集和调查的重要性，而量刑证据、信息的收集和调查却恰恰是死刑案件的决定性因素，是被告人应否被判处死刑的重要依据，是生命攸关的大事。在美国，死刑案件初审辩护律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被告人的个人成长背景、生活经历、一贯表现等信息，作为减轻证据在量刑程序中向法庭出示。[9]正是基于一体化审判模式的缺陷，国际刑事法学界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呼吁大陆法系各国改革刑事审判制度。1959年在罗马举行的第十届国际刑法学大会，曾就此问题作出过专门的决议，认为至少在重大犯罪案件中，审判程序应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独立的阶段。
（二）欠缺死刑案件律师辩护的特别保护机制
依据作为法治基础的比例性原则的要求，案件所涉及的法益愈重大，给予的保护亦愈完备。死刑案件涉及人权保障的最高价值，对程序公正的要求亦最高，司法投入也应相对增加。我国对死刑案件律师辩护的保障并不充分，主要体现为：1．审前阶段缺乏有效的律师帮助。审前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是最危险的阶段，也是收集证据、准备辩护最关键的时刻，为了确保死刑案件获得有效辩护，应赋予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在审前阶段获得国家出资的律师辩护。但我国法律只规定在审判阶段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才可获得指定律师辩护。2．缺乏律师有效辩护的费用保障。我国指定的律师为死刑被告人辩护承担的是法律援助义务，不仅没有代理费，而且办案费亦由律师个人承担。死刑有效辩护需要收集、调取和核实大量的证据，尤其是大量量刑信息的收集，甚至需要聘请专家进行鉴定、论证和评估，这些活动需要相应的经费保障。在美国，被指派承担死刑辩护的律师的一切调查费用，以及代理费都由美国律师协会承担。我国由于指定辩护的律师费用自行承担，这就无法从法律上要求指定律师实现有效辩护，律师自身也缺乏有效辩护的费用保障和利益驱动。
（三）缺乏死刑案件有效辩护的质量规范和无效辩护的审查标准
我国目前缺乏对死刑有效辩护的专门规范，欠缺无效辩护的审查标准，致使如何辩护全由律师自我道德约束，无效辩护的投诉亦无从实现。在我国法治环境不健全、法律职业共同体理念缺失的背景下，律师往往把刑事辩护视为畏途，许多律师不愿意代理刑事案件，更不愿意代理死刑案件。在高额的代理费激励下，有的律师还敢于“冒险”辩护，而更多的律师则是在接受刑事案件代理后，只是常规性的会见、阅卷、出庭，根本不做任何证据的收集、调查与核实工作，甚至明知控方证据有疑，或知道存在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出于“明哲保身”的思想，也不会主动去收集、调查与核实。接受委托的律师起码还有来自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监督与制约，而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则全然没有任何外来约束机制。在司法实践中，承担为死刑案件法律援助的律师往往只进行“形式”上的辩护，所谓的“辩护”只不过是会见被告人，有的甚至会见都“省了”，开庭前草草阅卷，法庭上象征性地发表几点辩护意见。即使这样做也不会给律师带来任何不利或惩戒，反而为其带来了免受错误追求的“利益”。如此的死刑“辩护”对面临被剥夺生命的被告人究竟有多大帮助，对保障死刑的正确实施究竟会带来多大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