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判决证明模式的选择与重塑
石金平　张钢成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院被认为是社会矛盾的终局裁决者，司法审判则被认为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终途径。这不仅是因为它具有一套权威的、严格的程序作为纠纷各方消弭矛盾的通道，而且还有司法判决作为对纠纷的处理结果及其理由的说明。故司法审判是否具有正当性，是否为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所接受，是否真正具有其应有的功能，一方面取决于审判程序本身是否合理，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司法判决是否以一种恰当而可证的方式解释冲突。
　　司法判决作为对纠纷的处理和理由的说明，是否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判决的证明结构模式是否合理，故司法判决的证明结构模式是司法判决的灵魂。
一、各国司法判决的证明模式
　　司法判决是法院依照法律的要求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以解决纠纷活动而作出的一种裁决。由于司法判决具有或者应当具有解决纠纷的功能，判决就需要对纠纷的过程、纠纷的处理结果及理由有一种合理的说明，才能被纠纷各方尤其是败诉方所接受，判决才具有正当性，才能使判决具有规范、指引和评价人们社会行为的功能。
　　司法判决一般采用书面的形式。它不仅要记录有关事项，如法院的名称、当事人的姓名、程序的经过、判决结果，而且还要对判决的结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予以证明。这使得司法判决包含着某种证明结构。证明结构的类型化表现为证明模式。司法判决的证明模式反映了不同结构要素间的内在联系，反映了由一定的理由和论点达到最终结论的推理形式。1
　　用结构模式的方法可以有助于我们从各国的不同的司法判决中进行抽象，而对其中的细微差别可以略有不同，有助于从总体上或从根本上识别各国司法判决的风格和特征，从而有助于从中找出可以借鉴的合理内核。
　　比较法学者的研究表明，虽然各国的司法判决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差别，但如果从证明推理的结构，即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联性进行分析，则可概括出如下三种模式。
　　(一)简单归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判决的证明被归结为一种演绎推理的三段论架构，判决书中陈述的仅是法律规则、相关事实以及判决结论，其逻辑结构为(以承担违约责任为例)：
　　大前提：在购销合同关系中，凡是卖方无正当理由逾期交货的都构成违约，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小前提：A无正当理由逾期交货的行为构成了违约
　　结论：A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在这种证明模式中，只有一个大前提，有一个或两个小前提，一个结论。但不论是一个或两个前提，都没有穷尽或完全列出所有在案件中存在的事实或可能性；其次，对大前提和小前提一般不再作具体的分析或逻辑的推论，故其逻辑过程呈一种简单的线性形态。法国的司法判决主要采取这种模式。
　　(二)复杂的归摄模式
　　这种模式也是一种演绎推理结构，但它与简单归摄模式有两点主要的区别：一是法院提供一种更为详尽的证明。在一个大前提下，有多个小前提；而且前提之间构成一个等级的序列，即前一个前提由次级前提来证明，不断地追问和分析每一前提中概念的含义，以构成“次级前提”，直至将某一事实归入能导致法律后果的构成要件。这种模式广泛流行于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大陆法系国家。这种模式主要有三种形态：
　　1?线性形态。在这种证明形态中，证明由一连串逐级推进的演绎步骤组成，其中的第一步都由前一步来证明。
　　2?非线性形态。这种证明形态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每个结论(包括最终的判决结论)都由若干论点来支持，这是一种网络式或多视角透视的证明方法。
　　3?混合形态。即有若干推理步骤，每一步骤又都以多角度的证明方法加以证明。
　　(三)对话、选择性的证明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最终判决不是作为前提的逻辑结论出现，而是作为按照解释论点和优先规则所作出的司法选择的结果。其最主要的特征是，陈述和讨论在第一个相关争点上相互冲突的解释论点，辨别可能出现的方案，然后作出公开选择的理由(这些理由比不选择的理由要强)这种模式流行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2
二、司法判决模式的成因
　　一个国家的法院选择什么样的司法判决结构模式，是与其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和审判制度分不开的。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明模式中，尽管法国主要采取简单归摄模式，而德国主要采取复杂归摄模式，但两者在推理形式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即都是演绎推理形式。这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广泛采取的对话、选择的模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后者在逻辑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归纳性、分析性和选择性的推理形式。两大法系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差别，与两大法系所依据的文化传统及政治法律制度是分不开的。自近代以来，欧洲大陆一直是理性主义哲学占主导地位，否认归纳推理、经验的可靠性，强调真理在逻辑上的自明和完美，即真理性的认识必须是从一些不证自明的观念(大前提)，再根据个别的事实或经验与不证自明的观念的结合、符合程度，推导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认识。这种思维方式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求法律体系的完美、法律规范的详尽。《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二是追求法律的普遍正义。认为法律规范已经很完备，任何一项法律规则都有普遍性，现在或将来所发生的行为或事件都可用相应的法律规则加以调整。所以，表现在判决的证明方式上更多地采用的是演绎推理的方式。英美法系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这种哲学否认有一种绝对的、具有普遍适用的真理的存在。认识上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认识真理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归纳和证伪。这种思维方式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至少有四个方面：一是追求法律的个别正义。认为个案千差万别，不可能以某项普遍性的规则毫无遗漏地囊括个案中的所有情况，法官只能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评判。二是与前一方面相联系，法官可以根据其对法律、法律精神以及社会道德等的理解，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作出评判，这就是法官的造法活动。三是遵循先例。这可作两方面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凡是有先例的都要遵循，这是一种经验的归纳方式；第二种理由是，如果没有先例则可以创造先例。为此，法官在制作判决时，全面考虑双方当事人提出的理由，为解决纠纷尽可能地设计出各种可能的方案，为每一种方案寻找可能存在的理由。如果没有先例，法官的判决创造了先例，为以后的法官判案提供最大可能的思路，使他们不能对先例随意更改。四是任何一种判决，即使成为先例，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形，任何一种先例实际上都可能留有余地。后来对相类似的情形作出判决的法官亦有解释的余地。正因如此，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判决采取了对话、选择的模式。
　　两大法系的司法判决证明模式存在着差异，在政治制度上的原因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主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民主，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在国家政权中行政、立法和司法严格分立，相互制衡(权力的分散性)。法官的权力较大，可以审查国会通过的法律。法官既可根据国会立法，也可以根据判例，甚至可根据法官自身的价值观念对个案作出评判，他有选择的可能性和余地，而这种选择权也是其采取对话、选择性模式的原因。而在大陆法国家，在政治上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民主。这种民主表现在国家政权结构上，虽然也是三权分立，但国会控制着立法权(立法权比较集中)，司法权相对较弱。法院一般只有执法的职能，而没有造法的职能。故法官在作判决时，一般只能根据现有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行为或事件，而没有选择的理由和余地，所以在判决的证明方式上主要采用演绎推理的方式。
　　两大法系的司法判决证明模式存在差异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审判模式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法国除外)，主要采取的是职权进行主义的模式，法官对诉讼具有较大的指挥权和控制权，法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适用制定法，当事人一般不会提出异议；而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采用的是对抗制，当事人之间由于有律师参与诉讼，对抗性较强，加之在许多情况下又没制定法，法官在制作判决时，必须将当事人的观点进行详细的分析后才能作出平衡——根据何种权利优先的原则作出判决结论。
　　同是大陆法国家，法国采用简单归摄模式，而德国则采用复杂归摄模式，原因何在?一是法国大革命后，按卢梭和孟德斯分析理论建立的三权分立制度，法院的权力比较小，处于行政与立法机关的从属被动的地位，法院不承认其有造法的权力，甚至不承认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需要解释法律。这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和态度使得其在判决证明的过程中也表现得比较消极，因而采用简单归摄证明模式。德国则不同。其原因一是德国文化比法国文化更富于思辩的色彩，故须在判决证明中体现思辩性；二是二战后，由于美国的占领，在政治上受美国的影响较深，司法权要比法国大，法院的态度较为主动；三是德国法官与学者之间的联系较多，法官可在判决中运用学者的学术成果，在解释法律上具有巨大的空间。故只有采用复杂归摄模式才能容纳法官的思辩的需要，也唯有如此，才能为好思辩的德国国民所接受。
三、证明模式之价值评价与发展趋势
　　(一)对三种证明模式的简要评价
　　如前所述，不同的证明模式的形成有着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所以，很难用一种单一标准去评判哪一种证明模式的优劣。例如，对话、选择模式对于普通法系国家是非常适宜的，但如果要大陆法国家完全采用这种模式，不仅缺乏现实性，而且是不可取的。但评价之困惑不等于不能评说。事实上，只要作出选择，就离不开评价，不然就不可能作出选择。问题是依据何种标准进行评价。我们认为，评价的标准主要有：一是一种合理的证明模式应该符合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二是必须与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三是与现代的审判制度相适应；四是必须具有说服当事人，规范、评价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功能，这也是最根本的标准。以这些标准来评价上述三种模式，我们大致得出如下结论：
　　在法国等采用简单归摄模式的国家，其前提是法制比较完备。在法国，制定法一般被设想为是清楚明白的，制定法所要求的证明判决的正当理由，大致由对相关事实总的陈述与相关的法律规定参照所构成，不包括按照特定的法律解释论点把判决结果与制定法规则连接起来的、包含若干步骤的努力。笔者认为，如果是法律关系简单、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采用这种证明方式未尝不可，但如果是法律关系复杂、当事人争议较大或争点较多的案件，这种证明模式很难为判决的结果提供充分的、正当性的根据，从而降低和减弱判决应有的功能。
　　纯粹的复杂的归摄模式为司法判决的正当性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依据。应该说，它比简单归摄模式包含着更多的合理因素，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存在着法律冲突或两种权利相对立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证明方式是从一个被认为是必然正确的大前提出发的，故这种证明方法难以对冲突的理由作出衡平和选择。
　　选择、对话性的归摄模式，由于其过分强调判决理由之间的对话性，尤其是它采用比较松散的表述方式，缺乏逻辑的完美性，不能用最有效的阅读方式理解法官对成文法的法律规则的适用过程，故这种方式至少不符合大陆法系国家的阅读习惯。
　　(二)发展趋势
　　在西方国家，随着政治的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相互渗透以及诉讼模式的相互融合，判决结构也在相互借鉴和吸收。就司法判决的证明方式而言，从演绎证明到对话证明，从封闭到比较开放的推理方式，从不容置疑的权威到在不同的解决方案中进行辩证的选择，已成为一种趋势。在这方面，德国的司法判决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判决证明模式是复杂归摄模式，但在一些判决特别是宪法判决中，吸收和借鉴了选择、对话证明模式中一些合理的因素。例如，在Leach一案中，Leach是一桩持械抢劫案的从犯，在服完大部分刑期后，即将被释放。这时，被告(一家公共电视广播公司)打算委托一家机构摄制描绘这件抢劫案的电视片，其中清晰地指明了原告，并暗示其有同性恋倾向。Leach起诉电视广播公司，称被告侵犯了其隐私权。一、二审法院均驳回了Leach的请求，理由是“相对而言，他可以被看作是当代的历史人物”，他在隐私权方面的利益应让位于公众利益，这种公众的利益是关于这个案件的真实报道。显然，这里存在着两种利益的冲突，即个人的隐私权、人格权与新闻自由权的冲突，而这两种权利都是民主自由秩序中不可缺少的方面。联邦最高法院详细地分析了这两种权利对于保障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指出这两种权利的行使和保护范围，再提出在这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依据实体理由和形式理由(法律体系上的理由)应采取的衡平标准，最后，根据本案的具体案情对保护个人隐私、人格权的优先原则，支持Leach的诉讼请求。3整个判决既有对话、选择模式和辩证性和分析性，又不失复杂归摄模式(非线性形态)的严谨性，堪称两种证明模式结合的一个范例。
四、我国民事判决证明模式之缺陷
　　一个国家的司法判决，无论其是刑事的、行政的，还是民事的，都有其共同的结构特性。本文为了分析方便，选择民事判决证明结构作为分析的对象。
　　我国现行的民事判决的证明模式，无论是复杂的案件还是简单的案件，大多采用简单归摄模式。其至少有如下缺陷：
　　(一)从逻辑方法上来看，首先，它过分抽象，缺乏对当事人的争点及判决理由的具体分析。例如，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当事人的质证、采信证据的理由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直接认定事实；对于判决的理由，更是不作具体分析。如案件的法律关系可能对于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关系重大。比如，原、被告之间无书面合同，原告为供货方，其以购销合同为诉因起诉要求被告给付货款。实际情况是，被告销售原告提供的某一品牌的服装，每个季度与原告结算一次。结算单上载明卖出多少、货款多少、剩余的服装有多少。原告起诉时，被告处仍有原告提供的价值50万元的服装未卖出。原告起诉要求被告给付货款50万元及支付违约金；被告辩称双方之间为代销合同，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并要求退货。该案如果是购销合同，原告会胜诉；如果是代销合同，原告则要败诉。法院的判决对当事人关于此争议焦点不作具体的分析，而在判决书的判理部分写道：“本院认为，双方之间的口头合同，从双方之间的行为性质来看，不是购销合同而是代销合同”。该判决书虽然对合同的定性是正确的，但由于它对双方当事人的行为特征没有作具体的分析。所以，这种定性是结论性的，显得非常抽象。
　　其次，强调演绎，忽视归纳。在判决书中，通常只注意找出适用处理该案的大前提，即所有满足某构成要件的情形便应承担某法律后果，列出满足大前提所需要的某项事实或某项理由，便作出判决的结论。虽然在判决理由的最后部分有“综上所述”的字样，但并不是真正地归纳。例如，涉及到违约责任，只写被告逾期交货，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和支付违约金。至于具体的违约事实有哪些，被告要承担违约责任的具体理由等，却很少提及；或者虽然提及，但选择其中一、二项加以说明，对其他事项或理由不作表述。本来判决的结论应是一果多因，但由于判决书漏掉了许多重要的事项或理由，使判决理由显得不够充分。
　　(二)视角单一，对当事人争议缺乏多视角的透视。最常见的方法是用严格的法律规范主义证明方式，排斥学理的分析和拒绝使用实体理由。
　　(三)证明过程缺乏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在现行的民事判决书格式中没有当事人的举证、相互质证以及法院对具体证据的认定情况，即没有对事实认定过程的记载。所以，看不到案件的事实在诉讼程序中是如何被过滤、被呈现、被证明的，只看到判理被一种简单的演绎推理所证明，缺乏一种应有的厚度和深度。
　　正是由于判决结构存在上述的缺陷，判决结构呈封闭性状态，使判决理由的正当性受到当事人的怀疑，甚至非难；判决的结论显得武断，使得原告感到胜诉得勉强，败诉方败得不明不白，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判决对当事人的说服功能，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功能和指引功能。这与我国日益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的司法民事判决结构之所以存在上述缺陷(司法判决也是如此)，是与我国建国后建立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分不开的。首先，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民主制度不够完善，公民的权利得不到体现，人们具有服从权威的普遍心理。其次，长期以来我国过分地强调法院作为专政工具的职能，忽视其解决社会纠纷的功能，故在审判制度的设计上实行的是超职权主义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法官对程序的进行、事实的认定以及判决结果具有较大的控制权，而不受当事人诉争及举证、相互质证的限制。作为审判结晶的司法判决书同样带有严格的职权主义色彩，过分地强调判决的国家权威性，而忽略其对话性和说理性。
五、重构民事判决证明模式之思考
　　在对我国民事判决证明模式的思考时，我们应考虑这些因素：我国在法律传统方面多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在哲学上与理性主义有更多的相似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激发了人们的法制意识，人们对法院的司法裁判寄予较大的期望；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我国吸收了普通法国家对抗制的一些做法，审判方式与德日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进行主义比较接近。据此，我们认为对于复杂的案件的判决证明方式，应更多地吸收和借鉴复杂的归摄模式。此外，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法制仍不够健全，法律滞后与社会实践的矛盾比较突出。为了使司法及时、正确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亦有必要吸收和借鉴普通法国家采取的对话、选择的证明模式的一些合理因素，特别是法律上没有规定，而司法又必须解决的纠纷，应以复杂的归摄模式为主，同时吸收和借鉴对话、选择的证明模式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使司法证明模式更具有开放性，从而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
　　我们认为，在对复杂的案件所作的民事判决的证明结构中，为了使判决的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判决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应采用下列方法及方法论的原则：
　　(一)在逻辑方法上
刑讯逼供预防——功能缺失的替代

孔 一

研究中的刑讯逼供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如殴打）或变相肉刑（如冻饿），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则不一定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犯罪是指有责（cupability）的人或人的集群实施的具有一定强度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刑讯供逼发端于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各国相继废除刑讯供逼。 18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酷刑。有关资料表明：及至20世纪的今天，刑讯逼供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世界各国。我国每年因刑讯逼供立案查处的案件在400起左右。 而我国刑法已经对刑讯逼供犯罪的处罚做了相当严厉的规定，我国政府已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98年10月5日又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宣言》上签了字。为什么会有这应然与实然的矛盾，这是本调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现阶段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主要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研究中设计了性别，年龄，参加公安工作的时间，审讯嫌疑人的数量，参加公安工作前的职业背景等5个自变量；对刑讯逼供、律师提前介入的评价，所在地区的刑事案件破案率与不采用刑讯逼供条件下的刑事案件破案率，刑讯逼供取向，易被刑讯的嫌疑人类型（该变量又划分为身份，地区，犯罪类型，审讯中的态度4个次级变量），办案中刑讯逼供的频度，刑讯逼供原因的归咎等6个因变量。刑讯逼供犯罪在我国历来被归类于职务犯罪，以前的研究侧重于“职务"而有意无意的与一般类型犯罪相区别。这就使得这些研究没有能利用犯罪学已有的成熟的理论、方法去研究刑讯逼供。笔者则把刑讯逼供看作一般类型的犯罪并与其他犯罪做了比较研究，较多地从社会因素、个体心理因素做了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偶遇问卷调查（笔者亲自到干警宿舍发放问卷）和个别访谈的调查方式。调查以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进修专科学历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刑警队、派出所）公安干警为对象（其中近二分之一是全国公安战线的“英模”）。问卷调查实施过程中即对部分干警就刑讯逼供问题进行了访谈。调查对象中女性占8.20%；参加公安工作时间4年以上的占86.35%；审讯嫌疑人100人以上的占77.77%。问卷除21份由笔者的同学实施调查外其余50份均由笔者亲自调查。剔除无效问卷10份（题目要求单选而多选的、问卷中有答案自相矛盾的、未全部填答的）最后回收有效问卷61份。对以上资料作一般统计外，还对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专业化程度，职业背景与刑讯逼供取向分别做了x2检定（a均取0.05）检验。
文献综述
一、法律文件
罗马帝国《加洛林纳法典》第31条规定“假如某人被怀疑对他人有损害行为，而嫌疑犯被觉在被害人面前躲躲闪闪，形迹可疑，同时嫌疑犯又是可能犯这类罪的人，那么这就是可以使用刑讯的证据”。 《唐律疏仪.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词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 《世界人权宣言》（1948.12.10）前言宣示：“人类一家，对于人人固有尊严及其平等不移权利之承认确系世界自由、正义、和和平之基础”，第5条规定：“对任何人不容加以酷刑，或使以残忍、不人道或侮慢之待遇或处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宣言》（1996.12.9）第七条亦有类似规定。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4.12.10)则是国际法关于刑讯逼供的专门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二百三十二条 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学者著述
“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汉书·路温舒传》）。“榜掠千金，不胜痛，自诬服”。（《史记·李斯列传》）是中国古代学者对刑讯逼供的置疑与讽刺。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C.R 贝卡利亚（1758-1794）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刑讯逼供这种“合法的暴行”是强权的反映，“它只能使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其根源在于：1.“与该国受到尊重的公共观念具有某些联系”。2.“一些法庭把犯人的交代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德国著名犯罪学家汉斯·约阿希姆·施耐德（1928- ）称刑讯是“当权者的政治犯罪”。刑讯逼供的原因是1.专制政府制度下人们认为刑讯是维护国家和公益所必要的。2.权威的命令。 我国学者则大多认为现阶段我国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有审讯者个人素质底，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民主法制不健全，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等。
调查结果
一、刑讯逼供的现状
问卷调查显示：47.54%的调查对象对嫌疑人有过很多次或多次“粗暴行为”，只有11.48%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有过”。当问及“如果已知某人确实实施了强奸，而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犯罪。您作为审讯员会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办法还是放弃审讯”，有83.61%的调查对象选择“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很讲道德的社会，强奸历来被认为是严重悖德的行为，如果题目改用其他犯罪（如盗窃），选择放弃审讯的人数可能会有所增加。有75.41%的被调查者认为“全国有80%的刑警从不打人，但破案率很高”这一说法不可信或非常不可信，认为可信或非常可信的仅占9.84%。
二、刑讯逼供的特点
（一）有刑讯逼供倾向者的性别特征
问卷统计的x2 检定表明性别与刑讯逼供取向不相关（x2 0.05（1）=3.841＞ x2=0.408）这就是说，增加女性审讯员的数量并不能改变刑讯逼供的状况。
（二）有刑讯逼供倾向者的文化程度特征
问卷统计的Ｘ2检定表明调查对象的刑讯逼供取向与文化程度不相关（x2 0.05（2）=5.991＞x2=3.121）。因此，刑讯逼供者在文化程度上无特征。
（三）有刑讯逼供倾向者的职业背景特征
问卷统计的x2检定表明，调查对象的刑讯逼供取向与职业背景（毕业分配，社会报考，部队转业，其它部门调入）不相关（x2 0.05（3）=7.815＞x2=2.002）。与专业化程度（警校，高中）也不相关（x2 0.05（1）=3.841＞x2=3.773）。
分析与讨论
问卷调查显示对刑讯逼供归因按重要度有如下排序：1、部分干警知识能力有限（占25.41%），2、警力少，案件多，但又须及时结案（占19.13%），3、由于经济等条件的限制缺乏可采的有效技术方法 （占17.76%）4、刑事司法制度自身的局限（占13.93%），5、警察工作超负荷，心理压力大，精神紧张（占9.56%），6、部分嫌疑人敬酒不吃吃罚酒（占7.65%），7、其它（占6.56%）如历史原因，领导怂恿等。笔者认为刑讯逼供的原因相当复杂，但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一、社会原因
问卷统计显示被调查者认为容易挨打者：外地人占68.09%，身份不明者占25.53%,当地人仅占6.38%。地域相距越大，地缘越弱，与审讯者的关系越弱，用于与审讯者对抗的资源也更难获取，对审讯者来说打外地人比打当地人更为安全，有利；盗窃嫌疑人比例高达35.29%占第一位。这与实践中70%以上的案件是盗窃犯罪有关，也与盗窃犯罪人绝大多数为劣势群体有关。嫌疑人因为在审讯中对审讯者蛮横无礼而易于挨打者占38.64%，与不讲实话的共居第一位。审讯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口供，而嫌疑人与对审讯者蛮横无礼与审讯目的并不直接背反，这就是说，38.64%的人并不完全是因为口供的原故而被刑讯。他们挨打的原因很可能是“态度不好”。易被刑讯逼供者中农民和无业者占95.35%，（见表4-12）远高于一般类
易被刑讯逼供者与一般类型犯罪被害人的职业比较 表4-12 （%）
农民 工人 工职人员 学生 无业 商人 合计
易被刑讯逼者①一般犯罪类型②被害人 53.9430.30 0 27.9 0 11.6 0 8.1 41.85.50 4.657.40 100 90.8*
资料来源：①问卷统计 ②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原资料不详 。
型犯罪被害人中农民和无业者的比例（35.80%）。我国社会的经济，权力 ，赞誉三类工具性资源之间的相关程度较高，且社会流动性较小，这就决定了较高的社会不平等程度。 深层敌意 则根植于现行的社会结构，根植于连结人的多元的不平等关系之中，这种敌意的极端表达形式即是犯罪劣势群体往往以传统犯罪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现行规范，秩序和优势群体的敌意。他们在审讯中对代表和维护现行制度的优势群体有着最深的敌意，加之对审讯目的的否定，使他们对审讯者有一种天然的反感 。审讯者则是得益于现行制度的优势群体，他们对传统犯罪嫌疑人也有着同样的感情，这就使双方从开始就处于敌对状态。刑讯逼供正是这种敌对状态的一种反应。相对优势群体（如警察）利用权力这--工具性资源，对权力、金钱、道德、知识都匮乏的绝对劣势群体（如农民）施加了强力。绝劣势群体因为缺少进入社会阶梯的资源而犯罪，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一方面，没有可能在很讲人情但阶层观念很盛的中国社会去结交警察，另一方面，也不足使审讯者由于畏惧将来的威胁而退缩。多元不平等导致劣势群体选择犯罪，而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鉴，他们连道德这唯一的资源也丧失了。刑讯逼供即是给嫌疑人贴上罪犯标鉴之后，对一无所有者的暴虐。
二、 经济原因
（一）刑讯逼供犯罪收益高
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事件都可以用“利益”来解释。刑讯逼供更是审讯者利益权衡的结果。问卷统计表明：刑事案件平均破案率为52.21%，若不采用刑讯逼供手段破案率则下降到37.13%，下降15.08%（占总破案率的28.88%）。可见刑讯逼供的确是“破案的有效手段”，这也正是其存在的客观依据。破案率是衡量一个警察部门、一个警察工作的重要标准。对刑警而言，某种情况下，这成了唯一的标准。在没有更为便捷有效的侦讯方法的前提下，警察会冒险采用非法但有效的方法--刑讯逼供。这虽然冒险，但并不危险，因为（１）针对的是劣势群体，他们缺乏与之对抗的有效的工具性资源。（２）缺乏有威胁的审讯监督。在实践中，律师“提前”介入阻力重重，问卷调查也显示有54.10%的被调查者认为“律师提前介入不适合中国国情”。（３）我国刑事诉讼体系的“安全”目的和线性结构决定了公、检、法在整体目标和利益上是一致的。要想让检察官，法官去追诉警察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难以做到的。
（４）“刑讯逼供是为惩罚犯罪，为了国家和公益”这不仅得到一些政府官员的默认，也被部分群众所认同。这是刑讯逼供者在“道义上的胜利”。这使得刑讯逼供犯罪难以发现和追诉，刑讯逼供犯罪人难以得到应有惩罚。可见，刑讯逼供是一种高收入低风险的犯罪 ，在利益驱动下，许多人采用了它。
（二）经济条件的限制增加了刑讯逼供的选择可能性
在某种意义上，侦察破案就是收集证据，嫌疑人供述是证据的一种，也是获取其它证据的重要线索，因此，在侦察阶段口供往往比其它证据更为重要。正如一位调查对象所说：“如果不要口供能破案，还有谁愿意打人。”经济实力薄弱使一些警察部门无力拥有如唇纹、声纹、ＤＮＡ物证检验技术、设备和人才。这就使一些可以采用的，甚至相当有力的证据难以采用。在团伙犯罪中，来自不同案犯的各种证据构成强有力的证据群。一旦有的案犯潜逃，案件侦察难度会大为增加。公安机关因为办案经费少，案件多，警力不足往往无力去异地抓捕。一个基本事实：警察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刑警平均每天工作１０小时以上），心理压力大。他们没有可能在每个嫌疑人身上耗费很多的时间，并且缺乏更为有效的审讯技术。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审讯技术研究应用滞后，另一方面警察在岗业务培训机会很少。这与警力不足直接相关，警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是经济投入少。
三、法律原因
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是“安全”，“它是为我国社会认同，在立法中预先设定，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满足的特定利益”，“是由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这一目的实现的必然途径是扩张国家权力限制个体权利。涉讼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始终处于被怀疑、被否定、被限制的弱势地位， 而司法机关则有很大的自由和权利。刑讯逼供正是实现安全目的的极端表现，实质上是侦讯人员对嫌疑人做“有罪推定”并施加了刑罚，但处罚的主体是非法的--僭越了法官的权利，处罚的方式也是非法的--肉刑。现代国家安全目的所决定的诉讼结构一般是以线性结构为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这在我国尤为典型。这种结构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司法一体化”“侦、诉、审三机关虽然职能不同，但目标一致彼此合作甚至合为一体”。 具体表现为“警检关系密切化”，“诉、审关系接近化"。 在这个意义上追诉刑讯逼供犯罪实际上是自我追诉。我国刑法虽然对刑讯逼供犯罪做了相当严厉的规定，但司法并未严格依法，这不仅使刑讯逼供者侥幸心理强化，也使有意控告刑讯逼供犯罪的受害人望而却步。
证据调查立法的历史沿革如图所示：神示裁断法→审讯问案法→勘验鉴定→察访询问法→人身识别法。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客观性证据的证明力己经远远超过主观性证据。嫌疑人陈述的一个方面就是自证其罪，而作为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提供的“证据”是大可怀疑的。在我国，不仅警察，甚至法官对有罪的供述都有天然的信赖感，由“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的使用频率可见一斑。这就人为的赋予了口供不应有的证明力，使其重要性达到不恰当的程度。
四、历史原因
历史不只存在于过去它还存在于现在和将来。
儒家文化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推崇“以礼治国”，而礼最本质的精神在于“别异”。所谓“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也！”“上下有义，贵贱有分，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径也”。“礼”实质上就是各种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名行其所当行之事，不愈其矩。 中国古代的法律是道德化的，法律是推行“礼”的一种手段。这使中国社会的等级化被制度化，形成了费孝通先生讲的 “差序格局”。 其中最主要
的有三个等级模型（见图4-11-13）

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一个或多个等级模型之中，一个模型中的优势地位在另一个模型中可能就变为劣势。所以，每个人的地位都是不平等的。平等是民主、自由、尊严的基础。这就是中国社会缺乏民主、自由精神和尊严观念的根本原因。刑讯逼供正是优势群体对劣势群体权利、尊严的公然侵犯。
古代中国是官本位的社会，权力是社会场的中心，权力是靠强力获得和维系的。权力的运作实际上是一场施虐与受虐的“虐恋”游戏。 （见图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