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局


国务院关于开办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审批权限的暂行规定

1985年5月28日，民航局

第一条 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支持、引导地方、部门创办航空运输企业，以发展民用航空运输，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保障运输飞行安全，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开办使用民用航空器经营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运输的企业（以下简称航空运输企业），都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航空运输企业一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第四条 开办航空运输企业，应当分别按照下列规定，履行申请审批手续：
（一）经营国际航线业务的，由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审查，报国务院批准；
（二）经营省际航线业务的，由民航局审查、批准；
（三）经营省、自治区、直辖市境内的航线业务的，由各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报民航局备案。
前款审批机关收到申请之后，应当在三个月内作出决定。
第五条 开办航空运输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所经营业务相适应的、持有民航局颁发的执照的空勤人员、航空器维修人员，有必要的经营管理人员；
（二）有与所经营业务相适应、经民航局登记注册、发给适航证件的航空器；
（三）有必需的经营资金；
（四）所使用的机场能够保证运营安全；
（五）航空器的维修设施能够保证适航要求。
第六条 提出开办航空运输企业的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具备前条所列各项条件的证明文件；
（二）企业名称、代号、标志和主要营业机构所在地，经营航线、项目和范围；
（三）经济效益分析。
第七条 开办航空运输企业，按照第四条规定业经审查、批准、备案之后，由民航局发给经营许可证。航空运输企业应当持经营许可证，按照《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开始经营运输业务。
航空运输企业需要变更经营许可证登记项目时，应当报经民航局批准，并且应当按照《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相应手续。
第八条 航空运输企业应当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客货运输承运人责任险以及第三者责任险。
第九条 航空运输企业经营国际航线业务，其对外谈判统一由民航局办理。
第十条 航空运输企业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经营国际航线业务的，还应当遵守我国同有关国家签订的航空运输协定（包括过境协定等）和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
第十一条 航空运输企业应当遵守有关民用航空的规章、条令，服从有关航行管制部门和机场塔台的航行指挥。
民航局所属航行保障部门和机场应当为航空运输运输企业提供通信导航和气象资料等服务，以保障航空器的正常飞行。
第十二条 航空运输企业有经营自主权；在民航局编制的民用航空中长期计划指导下，搞好经营管理，开展合理竞争。
航空运输企业应当向民航局报送航空业务统计报表，接受民航局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监督。
第十三条 航空运输企业应当服从民航局对航空器的适航监督和对飞行事故的调查处理。
航空运输企业违法、违章，民航局可以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暂停运营、吊销经营许可证等处分；情节严重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责任。
对被吊销经营许可证的航空运输企业，民航局应当会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规定同时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十四条 航空运输企业可以按照下列规定租用、包用非航空运输企业的航空器：
（一）航空器上应当有该航空运输企业的相应的标志；
（二）航空器的适航标准，空勤人员、维修人员的技术标准等证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民航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在本规定发布前已经开办的航空运输企业，应当在六个月内按照本规定补办申请、批准、备案手续；逾期不办的不得继续经营航空运输业务，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析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曾广荣


　　【要点提示】
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高度盖然性是证明标准，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
【案 例】
原告李某于2000年底至2005年期间任被告公司总经理助理。被告公司总经理（亦为法定代表人）为王某，王某长年不在公司，公司由总经理助理原告李某负责公司日常事务。
被告公司在某县开发房地产，为促进开发的商品房和商铺销售，曾委托甲公司进行代理销售，佣金提取比例为1.4%。2004年5月，甲公司致函被告公司，建议终止委托，进行结算，店面销售工作建议被告自行承担。此后，被告将剩余的商品房和商铺组织公司人员自行予以销售，并在2004年7月至9月间，聘请广告公司、电视台进行广告销售宣传。2004年6月至2005年，原告李某的薪酬在被告公司处领取。期间，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
2006年3月，原告以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销售代理费6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
原告提供的主要证据是一份签订日期为2004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合同上载明，佣金提取比例为3%，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该合同有原告签名和被告公司公章，被告法定代表人处没有签名或加盖印章。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除免证事实外，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没有证据或虽有证据但该证据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或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存在问题时，都不能证明其主张为真。本案中原告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就是签订日期为2004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该合约存在以下瑕疵：一、合约载明的签订日期时，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全面负责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二、合约中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3%较被告前期与他人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1.4%明显过高；三、原告主张合约是在与被告公司总经理王某协商后签订，合约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会计刘某加盖，但王某称对合约一事不知情，刘某对盖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认，且该合约中甲方一栏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四、依该合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而本案中，作为负责销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约载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领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综上，原告据以支撑其诉讼请求的《xx销售代理合约》，无法达到排除对该合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原告主张其在实际负责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间，与被告签订了上述合约，其对上述合约真实性的证明责任较比普通人应更高，而其目前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该合约的真实性较比被告提供的反证，亦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对原告主张合约成立并有效的意见，不予采信。本案中因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而导致争议的事实难以认实，依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后果，判决驳回了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高度盖然性（可能性）规则的理论源自于西方自由心证制度，主张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只须达到特定高度的盖然性即可，即这种高度达到“法官基于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时，应该能够从证据中获得待证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法官虽然还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经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结论”的程度即可。客观真实虽是我们司法证明活动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常常受到人类自身所处特定历史阶段的限制，人们对已发生的案件事实的认识往往不可能绝对反映事件的本来面目，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即是采用的盖然性规则标准，在第七十三条中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同时第六十三条亦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但高度盖然性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标准。为了能够相对举晰地说明高度盖然性标准，德国学者埃格罗夫、马森等提出了刻度盘理论。刻度盘从0％－100％，按25%分为四级，认为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证明标准应定在第四级，即在穷尽了可以获得的所有证据后，如果仍然达不到75％的证明程度，法官就应当认定待证事实不存在。刻度盘理论的优点在于将证据证明的程度进行了数学上的量化，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数学上的量化是理想化的设想，诉讼中无法精确地对某个事实的主张作出数学上的量的比例，同时也无法将每一证据的证明力一一进行量化设值比对，更不可能将证据的证明力的比值相加得出一个综合证明值。
故笔者认为，高度盖然性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优势证明是一种盖然性证明，是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更有说服力，从而证明争执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法官应当根据证据取得的方式、证据形成的原因、证据的形式以及证据提供者的情况及其与本案的关系，综合全案情况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权衡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作出盖然性判断。法官作出高度盖然性判断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在主观上是对证据的真伪和证明力，以及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在内心形成确信的过程。这种高度盖然性的判断，是法官在全面衡量案件证据基础上作出的一种判断，是存在于法官主观之中的内心权衡的结果。高度盖然性具体达到的程度，很难用详细的语言和具体的数字进行准确表述，高度盖然性的“高度”，是一种具有一定的范围、宽度的“模糊”的高度，本身不能用精确的百分比进行详细的量化。
具体到本案，原告以与和被告签订了《xx销售代理合同》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销售代理费6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但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就是签订日期为2006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被告为反驳原告，提供的证据有：①《工资表》，证明原告系公司经营负责人，房屋销售人员由公司聘请和发放工资；②《公证书》，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委托原告管理公司，其对原告与公司签订的代理销售合约不知情，公司商铺后期成批销售商铺给陈某、胡某，与原告无关；③被告公司会计刘某的证言：公司的财务章由我管理，公司印章有专人管理，关于原告所说的《xx销售代理合约》我没看到过，也没在上面盖过章；④被告公司职员黄某的证言：原告没有管理公章，但经他同意可以使用公章。原告在公司没有销售过房屋，公司后期商品房和商铺的销售是公司行为；⑤证人陈某、胡某证言：证明其在被告处购买了商铺，由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介绍的，不认识原告。结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综合判断，原告提供的合约存在以下疑点：一、合约载明的签订日期（即2004年6月）时，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全面负责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有权力支配、使用公司印章；二、合约中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3%较被告前期与他人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1.4%明显过高；三、原告主张合约是在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协商后签订，合约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会计刘某加盖，但王某称对合约一事不知情，刘某对盖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认，且该合约中甲方一栏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四、依该合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而本案中，作为负责销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约载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领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综上，原告据以支撑其诉讼请求的《xx销售代理合约》，无法达到排除对该合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况且原告主张其在实际负责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间，与被告签订了上述合约，其对上述合约真实性的证明责任较比普通人应更高，而其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该合约的真实性较比被告提供的反证，亦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法院对原告主张合约成立并有效的意见没有采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后果。
可见，这种“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实质内涵就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之中,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当然运用语言或具体数据似乎都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种主观上的确切程度。但是,在客观上则可以发现、影响这一高度盖然性的高低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①、某一具体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②、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③、法官的道德修养、业务素质和经验技能；④、庭审的效果,包括当事人程序保障权是否落实,采取的攻击与防御手段是否得当等等；⑤、外界的干扰，这在当前形势下最为重要和最具现实意义。由于外界的压力和诱惑往往使法官不能独立审判或失去中立地位，法律的规则往往被曲解或断章取义，用于为偏见辩护。为防止这一点，关于法官要公开心证的理由和结果，有必要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笔者认为在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时,应主要遵循以下规则:
一、必须坚持“规则法定”原则,即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各种程序规则的设置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尽量减少由法官据情自由裁量的范围。同时尽量减少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范围,主要应限于当事人确因客观上的原因而无法自行收集到的证据,以及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涉及以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方面的证据。
二、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认定，都必须建立在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质证的基础上，必须以证据为依据，以区别法官的主观臆断。也绝不能仅根据微弱的证据优势认定案件事实，而应在对单个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采信和全案证据的综合判断的基础上作出。。
三、对一些诸如民事欺诈以及婚姻、继承等与人身权益密切相关的特殊类型案件,在法官的内心确信上应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即内心确信的份量应达到更高的可信度。
四、法官必须恪守中立、超然地位,应依据举证规则自动调节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负担，并可依职权对任何一方的不当行为予以干预,保障当事人间对抗式诉讼的有序进行。
五、法官应在判决书上明确、具体地阐述认定事实的根据和理由。这是保障司法公正与实施“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客观载体。高度盖然性规则更要求法官对认定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理由在判决书中详加说明，这样易于使当事人理解法官认定的事实只是形式真实，而形式真实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与客观真实之间是有着差异的，以及其所承担的举证责任与诉讼风险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自身的因素寻找败诉原因，促使败诉方服判息诉，减少社会各方对法官的误解，维护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六、多数情况下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应由集体判定。在对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案件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时，应当组成合议庭集体判定。首先，当证据与待证害之间存在盖然性而必须运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判定时，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必然有较大争议，证明过程也相对繁杂。因此不宜再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而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其次，确立了高度盖然性规则后，法官必然就享有了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自由，使得其对事实的认定具有了最终的权威地位，这时法官对事物的主观认识就会直接影响到他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最终影响到对案件的实体处理，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知识、文字表达能力、逻辑分析本领、社会生活经验、以及清正廉明的优良品质。因此，只有用集体的力量并且相互监督，保证高度盖然性规则的正确落实。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曾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