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赝品”拍卖的法律问题

（载于安徽律师杂志2002第一期）


一、“赝品”拍卖的历史近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市商业委员会对艺术品拍卖行的经营资格进行审查，一批不合格的拍卖行被停止拍卖业务，占上海艺术品拍卖行总数的40%。这说明有关部门已经相当重视目前拍卖市场上“赝品”大量充斥的不法现象。本文试图从法律角度对该现象进行简单分析。

（一）赝品充斥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

早有此一说：艺术赝品的交易，赚钱仅次于贩卖军火和毒品。中国艺术品作伪始于何时，尚无准确考证。从已知的文献记载看，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最为猖獗的时期大约有北宋中后期、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后期。

改革开放后，拍卖这一传统的交易业态在我国重新恢复。艺术品拍卖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达到颠峰。北京的“翰海”，上海的“朵云轩”，分执中国艺术品拍卖之牛耳。那时因市场刚刚开放，赝品在市场所占比重较小，买家多为收藏世家和港台客户，常爆出某件拍品高达千万的成交价、一场拍卖会交易额过亿的新闻，拍卖公司的收入也成倍增长。

既然拍卖业有利可图，故有志者纷纷上马。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0年底，中国拥有各类拍卖公司一千多家，其中艺术品拍卖公司超过一百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百姓也开始涉足艺术品收藏领域。艺术品市场的中介机构（拍卖行）和买方市场日益壮大与数量有限的艺术品形成强烈反差。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许多不法分子开始仿制名家作品并流入市场。数年后，艺术品市场已是赝品横行，在大量假、伪作品的充斥下，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景气程度逐年江河日下。

（二）赝品与拍卖行

中国艺术品主要分绘画、书法、陶瓷、家具、杂件等几类。目前市场上数量最多，金额最大的赝品主要集中在古今名家书画、唐三彩和唐以后的中国瓷器、明清家具和玉石雕刻等方面。

早先，赝品是不登拍卖行的大雅之堂的。翰海和朵云轩等公司本身就拥有诸多鉴赏名家，再聘请一些老法师把关，九十年代初的拍卖会上鲜有假伪艺术品。赝品多是在黑市流传或者是骗骗外国人的。那时，虽然在“拍卖规则”中也有不保真伪的免责条款，但竞拍者对拍卖行还是比较放心的。

但随着拍卖行的日益增多，卖方市场出现了僧多粥少的现象。而从某种角度来看，赝品也有一定的市场，当时老百姓买不起真品，往往喜欢购一两幅所谓“名家字画”装点门面。在市场的推动下，一批仿冒水平较高的赝品开始进入拍卖市场。如九十年代中期，上海的一些拍卖行都有月拍，许多赝品均以无价拍卖，业内人士彼此心照不宣。

当时，赝品的成交额每年也达数百万元，有一件仿齐白石的“瓜果图”更是拍到了3万元的高价。随着科技的发展，赝品的制造水平明显提高，如果说早先老法师们对于赝品的走眼只是凤毛麟角的话，那么九十年代末期，利用一般手段对于某些高质量的赝品已是真假难辩了。

九五年亚洲金融风暴后，艺术品拍卖市场一蹶不振，拍卖公司陷入低谷。为了生存和追求潜在暴利，更多拍卖公司开始放弃矜持，甚至与造假、售假者内外勾结，经过包装的赝品开始登上年度拍卖会和精品拍卖会的舞台。

二、“赝品”拍卖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最近，中国各地发生了不少因艺术品拍卖引起的纠纷。2000年6月，上海的吴某在德康拍卖行的拍卖会上买了4把“民国红木太师椅”，事后，他发现椅子是赝品，于是将德康告上法庭，要求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获得“退一赔一”。德康则辩称，竞拍前，他们已经通告了《拍卖规则》，其中有“竞买人在竞拍前仔细审看拍卖品原件（也可以聘请专家协助鉴定），一旦竞投就表明接受拍品之现状（包括瑕疵）”等内容。拍卖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可吴铁生反驳说，既然声称不保真伪，为何要在拍品介绍中写“民国太师椅”，这不自相矛盾吗？经静安区法院一审认定，德康的《拍卖规则》是格式条款。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在格式条款发生争议时，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判决德康退货还钱，并赔偿吴某的利息损失。判决后，原被告皆不服上诉。该案近日在上海市二中院开庭，尚未得出终审判决。

同时，在上海卢湾区法院审理的“书画案”中，原告查某认为竞买到的5幅名人画作是赝品，将博达拍卖行告上法庭，要求退货还款。被告博达也以《拍卖规则》、《竞买人须知》等行规为理由辩解。卢湾区法院则认为《拍卖规则》中，博达公司已作出了不作真伪担保的声明，根据《拍卖法》的免责条款，驳回了原告的诉请。原告遂上诉到一中院。7月底，上海市一中院经审理认为，博达并未按《拍卖法》的规定，采取足够引起竞买人注意的方式、作不对拍品承担担保责任的声明。因此，博达的抗辩不能成立。但由于原告查某不能证明该5件拍品是赝品，其诉讼请求由于缺乏事实依据而不能成立。因此对原判予以维持。

可见，两桩性质、情节相似的诉讼，然判决依据的不同导致结果截然不同。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法律问题。

（一）拍卖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

拍卖是围绕商品买卖为中心的具有商业性质的行为，当事人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定物品所有权、使用权的转让，而这种转让是以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因此，拍卖是一种民事行为。拍卖既然是一种民事行为就可由《民法通则》来调正。

拍卖法律关系实质上又是合同关系，它既是委托代理合同；又是买卖合同，因此，除受拍卖的一般规则支配外，亦受合同法的一般理论支配。

在目前涉及艺术品拍卖的诸多案件中，有人认为应当适用《合同法》，有人认为应当适用《拍卖法》，也有人认为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其实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这一民法基本原则，就拍卖行为来说，应该是适用《拍卖法》。在《拍卖法》没有涉及的情况下，也可同时适用《合同法》、《担保法》、《产品质量法》及《民法通则》的相关条款。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而拍卖作为一种特殊的买卖形式，而且已经有《拍卖法》对之进行规范，因此不应当适用《消法》。

前些年，为了规范中国拍卖市场，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也参照《拍卖法》制定了《中国拍卖行业拍卖通则（文化艺术品类）》，规范了行业内的一些程序性和实体性的问题。在具体案件处理过程中也可适当参考该这一行业规范。但其如与有关冲突，理应以法律为准。

（二）拍品真伪的认定

宪政体制与社会稳定

王智名


摘要：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稳定成了中国的核心词之一。维护稳定保平安已纳入“一票否决”，成为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宪政体制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价值和功能，如何施行宪政来维护好社会稳定是我国当代法治进程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宪政体制 社会稳定 价值 功能


一、概述宪政与稳定

　　在中国，社会稳定是社会各项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利益。稳定成了中国的核心词之一，被看成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事实上 ,维护稳定保平安一直是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头等大事。在当今世界局势动荡、国内矛盾凸现的环境下，我们党和政府适时地提出以科学观推动经济这个首要任务的发展，以构建社会稳定为目标多管齐下来维护社会稳定。
　　所谓社会稳定，是指社会规范有序和合理渐进的发展，而非“太平盛世”下的“死水一潭”。不稳定源于当前我们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在解决社会矛盾中出现了新的矛盾，诸如社会道德缺失，公平正义失衡，造成贫富差距悬殊，心理承受力过限等等。造成不稳定的不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但这一力量能否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取决于我们对社会公平问题的真正解决。如果社会公平解决好了，人民群众就会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如果不去解决或者说没有解决好，就会把人民群众推向社会稳定的另一面。稳定并不是目的，我们是要通过稳定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的需要，进而实现人的发展。所以，不能为稳定而稳定，更不能为了稳定而去压抑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
　　在目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西藏事件、火炬风波，到四川地震中的人祸、瓮安事件、闸北袭警，种种迹象显示，我国的社会稳定问题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群众上访事情增多，很多被压下去的还不算，其中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占有大量的比重。大家都会确信，上访者不可能象孙姓专家所说的“99%都是精神病”，反而说明我国的法制不健全或者法制运行不健康，法制没有能很好地实现其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和价值。
　　实施宪政体制，依法治国，依靠法制实现法治，实现公平正义，使人民信服，有利于社会稳定。
　　所谓宪政，即宪法政治，是指坚持以人为本的、奉行宪法规则至上性的法治政治。具体而言，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1]总之，宪政就是以宪而治的法治政治，这种法治政治谋求人的主体性与政治的规则性的统一并最终体现在宪法规则之中。宪政包括所有获得实施的宪法制度，譬如民主、法治、分权、联邦主义以及对基本权利的保障。

二、宪政具有维护稳定的价值和功能

（一）作为根本大法，宪法本身即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价值
　　宪政体制应该是法律至上，维护宪法的权威。法律权威源自并从属于宪法权威，法律至上首先是宪法至上，法律之治核心是宪法之治，法治的根本是宪政。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正是以其作为“最高的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最高效力，使法制的统一、协调得到维护。宪法规范“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构成了这一法律秩序的统一体。”[2]这是任何其他的法律规范所做不到的。宪法是社会稳定实现的根本保障。
　　亚里士多德曾经系统论述过政体（宪法）的稳定作用。“共和政体，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是我们这里所涉及的各种政体中最为稳定的类型。”以为中产阶级的人数多而财产充足，就能平衡富有和贫穷阶层的势力，而使国家少有党争之祸。近代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宪法确认革命成果和新秩序，达到新的稳定。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维护统治阶级的稳定也是其首要任务。宪法是稳定的，但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宪法的变化源于社会发展的变化，只有当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中的冲突与矛盾非常尖锐，社会矛盾要突破宪法而引起宪法危机时，改变宪法就不可避免，只有通过宪法的修改来稳定社会。因而，我们说，宪法的产生、发展具有稳定社会的价值。
　　新中国宪法对中国实现社会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调整国家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国家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由宪法来规范和调整，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其他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宪法是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调节器和安全阀，对于解决国内各种重大矛盾和冲突，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宪政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公民权利有益于社会稳定

　　在近现代社会，保障公民权利的享有，是通过民主宪政体制得以实现的。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标志我国法治进程的重大进步。在今天弘扬人权保障，意在恢复在近现代化进程中被异化了的人的主体性地位。在宪政框架下，保障人权构成了宪政的终极价值诉求，人权保障已经成为普适性的宪法原则。宪法对人权实定化，确认基本权利和自由并予以保障，是宪政的本质核心。
　　正如有学者所言：“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适度地调?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奏出政治上的谐调。”[3]这种民主宪政体制体现着民主政治与法治原则，旨在保障公民权利的享有。
　　人权主要表现为法律权利，法律权利的表现形式即为公民权利。一个国家的人权保障如何，主要看其公民权利的实现多少。在民主宪政体制比较发达的社会，保障公民权利的享有，是该社会的义务和民主宪政体制的目的。在政治上，公民权利的享有，本身就体现着民主政治和法治原则，而这本身又是民主宪政体制所具备的基本原则。公民权利的享有必将进一步健全这种体制，从而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在经济上，公民权利的享有，意味着公民个性的完善和公民自身能量的尽情释放，这必将推动经济的发展。因为与民主宪政体制相适应的必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是目前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由经济，一种权利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之一的公民，其权利的享有必将有利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表现在社会结构中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自然会有其不同的阶层群体意识、不同的利益获取与维护模式。所有这些群体阶层合法的利益，都要、也都必须要一视同仁地去尊重、去保护。尤其在今日的中国，尊重人更多要体现在尊重最广大人民群众方面，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前提。可以这么说，当公民权利的享有与民主宪政体制保持在高水平的平衡状态下，则这社会便是长期稳定的社会。作为联系国家和公民纽带以及构成国家基本制度模式的民主宪政体制一旦被摧残，势必带来社会的巨大不稳定。
　　真正实现有机的、良性的、持续的、健康的社会稳定最终还是要靠坚持“以人为本”。良好的体制能造就人，保障权利和权力和谐互动，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三）实行民主宪政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导力量

　　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是两个相对的概念，限制政府权力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保证公民权利就要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是实行民主宪政，民主宪政追求的目标正是社会的和谐。我们要的不是极权政治下粉饰太平的绝对稳定，而是民主宪政下的社会规范有序和合理渐进发展的相对稳定。绝对稳定不是真正的稳定，相对稳定则是理性的动态的稳定，这种稳定意味着公民权利的享有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的“动态”幅度因富有理性的、合理的力量推动将愈趋平衡，从而使社会愈趋民主、法制与理性。制度是秩序的先导，没有民主宪政制度，就没有宪法秩序和宪政秩序，从而就不可能建设民主法治，也不可能建设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导力量。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是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稳定，在稳定基础上维护社会稳定的稳压器和助推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实现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度相互适应的统一协调状态，是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也只有执政党及其政府才有这种政治调控能力。
　　各级政府作为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法定管理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稳定的社会之不仅依靠市场机制或仅仅通过社会自治去实现，同时需要政策引导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疏导机制、社会控制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而这些社会性机制只能由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主体的法定政治机构与社会公共组织及其公民社会来共同建立和发挥。比如，社会稳定必须是能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的社会，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及时得到处理和化解，否则会引发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政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畅通表达渠道、健全和实施行政复议制度等积极措施，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妥善而及时地疏导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将起着关键的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的伟大工程中，各级政府都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规划、积极推进的主导性作用。

（四）权力制衡优于法律监督，权力为民所用让人民满意

　　宪政就是动态的宪法，是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过程。宪政的实质在于通过对政治社会中的主要政治力量的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权力运用得当，可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民福祉的强大力量；运用不当，则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侵犯人民权利的专制工具。权力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势必会走向滥用和腐化。这是由权力运行的本性决定的，是适用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一条普遍规律。
宪法首先是限权法，对权力实施必要的控制是权力良性运作的关键。权力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强大的力量，必须用另外一种与之相当或更强大的力量来制约和监督，才会循规蹈矩。英国哲学家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4]孟德斯鸠也说：“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5]
　　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绝对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已深入人心，但人们对权力监督与权力制衡关系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明确权力监督的法治地位，但同时，我们不能将权力监督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惟一权力约束形式，不能用权力监督替代权力制衡。真正将权力制衡原则运用到法治建设中去，才可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杜绝腐败。道理很简单，在权力制衡中，“破坏和滥用准则是有限制的，因为法律的执行人最终发现自己也不能摆脱法律的判决”。西方著名的“分蛋糕理论”告诉我们，设计一个良好的权力制衡制度最重要。
　　近代法治产生后，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法治原则替代权力监督，成为民主政治最主要的制度保障，从而使权力监督和权力制衡有了明显的区别。而在民主政治中，权力约束最主要的形式是权力制衡，权力监督只是一种从属性的权力约束。从逻辑上说，权力监督中的权力，是一种外在的权力，从功能上说，它最多只能起到事后的作用。同时，由于监督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也必须受到监督。于是就会产生一种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这种监督无限累加的怪圈，是传统监督制度永远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腐败的根源。而权力制衡中的权力则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权力。在权力制衡中，每一个权力行使者都具有权力的行使者和权力的制约者的双重身份。权力的行使者不仅受到其他权力的约束，而且也同时约束着其他权力。这种约束中行使权力，而行使中又约束权力的机制，跳出了传统监督中“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无限累加怪圈。
　　如果用代表民意的选票决定权力，还用得着那么多的上访吗？民众有合理的表达诉求的途径，能真正掌握监督的权力，民意就能顺畅，不至于日积月累，导致隐患。

三、如何实行宪政维护社会稳定应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宪政具有维护稳定的价值和功能，那么在实行宪政来维护社会稳定上，笔者着重探讨以下几个应该处理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