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电部


邮电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1995年8月3日，邮电部

一、总则
（一）为了加强邮电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境外国有资产流失，保证境外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实现保值增值，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邮电部门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境内投资者，是指向境外投资的邮电企事业单位和机构。
境外机构，是指由境内投资者投资，在境外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非经营性机构。
境外国有资产（以下简称“境外资产”），是指境内投资者以国有资产向境外投资和投资收益形成的资产，以及在境外依法取得和认定的各种形态的其他资产。
（三）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应遵循的原则：
1．遵守国家有关企业财产监管的法律法规。
2．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各级境内投资者对境外国有资产经营、运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并按规定和要求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工作。
3．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
4．维护境外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保证境外资产的安全完整，实现保值增值。
（四）境外国有资产的经营使用必须遵守驻在国（地区）的法律规定，同时也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

二、产权界定与产权登记
（一）境外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既要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经营者、使用者的正当权益，又不能损害其他资产所有者的合法利益。
（二）下列境外资产归国家所有：
1．境内投资者向境外机构（包括独资、合资、合作企业）投入的国有资本金和投资收益所形成的资产；
2．境内投资者用国有资产在境外设立行政事业单位等非经营性机构投入形成的资产；
3．境内投资者存放境外的应属国家所有的资产（货币资金或购建的物业产权）；
4．在境外以个人名义持有的国有股权及物业产权；
5．境外机构中应归国家所有的无形资产；
6．境外机构依法接受的赠予、赞助和依法判决、裁决而取得的应归国家所有的资产；
7．其他应归国家所有的境外资产；
（三）境外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由境内投资者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会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四）凡占有、使用境外国有资产的机构，都必须按照邮电部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及时申办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手续。

三、资产的运营与管理
（一）占用国有资产的境外机构，可以采取独资或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形式，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其他形式的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实体，但不得注册经营“无限责任公司”。
（二）境外机构的中方负责人是国有资产的经营责任人，对所占用的国有资产负有安全使用和保值增值的责任。
（三）境内投资者在境外直接投资、控股或买“壳”上市（控股收购境外上市公司）和参股等，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报邮电部和国家有关部门办理项目批准手续，并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办理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手续。
（四）境内投资者对所属境外机构行使投资者监督、管理职能，必须明确管理的职能部门，严格股权管理，任何人不得越过职能部门和管理程序，采用与个人直接联系方式进行管理。
（五）经批准设立的境外机构，不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均须以机构名义在当地持有国有股权或物业产权。确需以个人名义持有国有股权或物业产权的，由境内投资者报邮电部审批，并与境外机构产权持有人按国家规定，在境内办理国有资产产权委托法律手续，同时在委托人所在地公证机关进行公证。
以个人名义持有国有股权和拥有物业产权，须按照驻在国（地区）法律程序，办理有关产权委托法律手续，取得当地法律对该部分国有资产产权的承认和保护。境外机构要妥善保管该法律文件，并将文件副本交境内投资者备案。境外机构如果是合资或合作企业的应由中方保管该法律文件。
（六）中方全资或中方控股的境外机构在境外再投资，如果是属于收购境外上市公司部分或全部股权（买“壳”上市）以及向境外非上市公司参股的投资项目，必须由境内投资者报邮电部审批，同时报国家有关部门备案。
（七）中方全资或中方控股的境外机构收购境内国有企业（不含邮电通信企业）部分或全部产权，必须由境内投资者报邮电部审批；如将被收购企业在境外上市，则还必须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
（八）境外企业为有效利用境外资金，采用发行公司债券和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时，如需以其不动产作抵押，应由境内投资者批准；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境内投资者不得为其境外机构提供任何形式的借款担保。
境外企业在当地申请公司股票上市时，必须经境内投资者和邮电部审核后，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
（九）境外企业不得擅自向外方或外商提供担保，确需为外方或外商提供担保时，除经董事会批准外，还须事先报经境内投资者批准，办理具有当地法律效力的反担保手续。
（十）境外企业向外方转让企业产权、股权的，应当由境内投资者依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十一）境外企业发生被兼并、合并、撤销或破产时应及时进行清算，清理财产和各项债权、债务，并向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办境外国有资产产权变动和注销登记手续。清理后归中方所有的财产、收入，要及时由其投资者足额收回。

四、资产收益监缴管理
（一）境外国有资产收益，是指境内投资者凭借投入境外企业的国有资产在经营过程中取得的收益，主要包括：
1．境外独资企业应分配给投资者的国有资产收益；
2．境外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按中方投资比例取得的国有资产收益应分配给中方投资者的部分；
3．国有资产产权转让收入；
4．其他。
（二）境外企业应根据确定的分配方案，将应归境内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及时足额解缴境内，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截留、挪用或私分。
（三）境外企业凡是实行利润承包的，要通过境内投资者逐级上报邮电部，经部同意后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

五、资产报告和财务报告制度。
（一）凡占有、使用境外国有资产的机构，均应严格执行资产报告和财务报告制度。
（二）境外国有资产报告和财务报告的报送，按产权（或财务）隶属关系，由境外企业向境内投资者报告，境内投资者审查境外企业的资产报告和财务报告后，按要求逐级上报。
境外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报告的报送，由境外机构直接报国内派出部门，派出部门审查境外机构的资产报告后，按要求逐级上报。
（三）境外企业在编制境外国有资产报告和财务报告时，要作到内容完整、真实，数字准确，说明清楚，不得弄虚作假。对国有资产的经营使用、增减变动等情况需作出说明。
（四）境外国有资产报告的编制办法。由部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制定下发。境外企业的财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年度财务报告还应包括注册会计师的查帐报告。

六、境外国有资产监督考核
（一）境外国有资产按产权（或财务）隶属关系实行分级考核。
邮电部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有权对境外机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情况直接进行检查、监督、考核，任何境外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拒绝或逃避监督、检查。
（二）境外国有资产监督考核，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执行国家关于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规定情况；
2．境外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和执行情况；
3．境外国有资产经营收益指标和保值增值指标的完成情况；
4．境外再投资的审批管理及投资效益；
5．境外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6．境外国有资产收益的分配与使用情况；
7．境外机构国有资产报告和财务报告制度执行情况；
8．其他。
（三）境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指标以及考核办法按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和邮电部制定的有关办法的规定执行。
（四）对经营效益显著，境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优异的境外企业，境内投资者可以根据邮电企业经营责任制的有关规定，给予境外企业法定代表人（中方负责人）必要的精神和物质鼓励。

七、法律责任
（一）邮电部的公务人员由于工作失职、滥用职权或违反国家法律，造成严重后果，导致国有资产损失的，应追究责任人员行政直至刑事责任。
（二）境内投资者违反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和境外投资法规、制度，因下列行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对其责任人员应给予经济和行政处罚，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对所属境外机构国有资产总体情况和流失情况不掌握，不报告，不处理的；
2．对所属境外企业不明确职能管理机构，搞单线联系的；
3．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同意将其所属机构国有资产向境外转移，造成流失的；
4．向外投资时，弄虚作假，逃避审批；擅自转移资产或不按规定进行资产评估的；
5．其他。
（三）境外机构中方负责人，因下列行为导致国有资产损失，应对责任人员给予经济的和行政的处罚，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未经邮电部批准或未办理有关法律手续，将国有资产产权以个人名义注册；
2．不按规定办理境外产权登记手续；
3．未经批准向外方提供担保，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4．未经批准将国有资产转移境外；
5．未经批准在境外发行公司债券和股票上市；
6．未经批准经营高风险性业务，造成损失；
7．逃避国家监督检查，私立帐户，转移资产；
8．发生境外人员携款卷逃事件，造成资产损失；
9．不按规定向境内投资者报送国有资产报告和财务报告，隐瞒真实情况；
10．其他。
（四）邮电部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境内投资者和境外机构中方负责人，根据不同情节，给予通报批评、撤职等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附则
（一）本办法适用于中央国营邮电企事业单位和机构；地方国营邮电企业可根据产权（或财务）隶属关系参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各局级单位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
（三）本办法与国家发布的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一并执行；本办法如与国家发布的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有抵触之处，以国家发布的办法为准。
（四）本办法由邮电部负责解释。
（五）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软法研究是一个新范式吗？（第一稿）

——兼论“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作者：法家梁剑兵



1962年，美国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其代表性作品《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转换的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范式转换’；是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当然，一个新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赢得大部分科学家的‘选票’。”①

自2004年下半年，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软法律问题”；几乎是在同时，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罗豪才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也开始研究和关注这一问题。2005年9月，我在燕南网BBS法治论衡版发表了《软法律论纲（征求意见稿）》，并将正式论文提交给于当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国法理学年会②。2005年12月8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软法研究中心，罗豪才教授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软法”作为中国法学研究的范畴性概念，获得了三十多位法学、政治学、公共与政府管理学著名学者的注目，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随后，又先后举行了数次学术探讨和研究活动，比如，在罗豪才教授主持下，仅2005年12月，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就举行了两次小规模的研讨活动；12月24日上午，“行政指导与软法研究———以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为研究样本”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软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罗豪才教授、姜明安教授、韩大元教授，莫于川教授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这初步地和基本地表明了处在不同地域和领域的学者们，同时地表达了对既有法学研究范式的不满，也汇合了希望进行范式转换的共同愿望。

那么，关于软法律的研究，能否构成一种“竞争性的理论”呢？它是否可以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法学研究范式？或者说，它是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吗？



一、软法研究不是一个新范式

一个新名词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研究范式的当然形成——更何况眼下的软法或者软法律（soft law）并非一个新名词。考证起来，软法这个名词，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踪迹，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李泽锐先生早在其《略论国际经济软法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③一文中就首先使用了这个名词。但是，这一名词的出现，不仅与中国当时的法治实践无关，同时也和二十二年以来的国内法理论研究无涉。

那么，将原有的名词赋予新的内涵，并运用到新的研究领域，固然是对于原来符号（Sign）的重新编码，是在语义层稳定状态下的语用层转致和扩展。当这种转致或者扩展无法得到新的科学价值论和方法论支持的时候，这个新名词往往只能充实或者弥补其他研究范式的空位或者缺陷，并不能自发和自觉地构成一个新的范式，如同人类登陆火星并不构成对登陆月球的科学革命一样。

按照库恩的理论，所谓范式转换，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范式的否定或者排斥。那么，如果原来的法理学理论，足以解释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软法律现象，我就不能同意“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的判断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在国内的研究中，虽然在短暂的时间内（2005年12月8日前），罗豪才教授等学者倾向于认为“软法的根本特征就是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以由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规则④，但是，这种认识有可能导致否定软法的法律属性（比如，无法解释各国通行的仲裁法律制度），显然在学理逻辑上不能自洽，并有可能导致软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规则的混同。因此，上述的观点正在和逐渐发生新的变化。比如，姜明安教授就从哈特关于法的定义和特征出发，倾向于认为：“软法是法；软法是非典型意义的法”。⑤这样一来，软法律既然是法律，应该并且可以是被原有的法律理论所解释和说明的，或者说是可以被原有理论通约而不是一个原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这就表明，软法律的研究，实际上在相当的时期内只是一种对客观法律现象的描述性或者发现性的活动，而不可能是一个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发明活动。也许，只有当人们从这样的研究中抽取出古今中外法律制度中未曾有过的理论内核的时候，它才可能演变并构成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

软法律的主要发生和存在空间，是国家认可与社会默契。而国家认可和社会默契并非是个单纯的离散结构，往往是个拓扑连续性意义上的共识结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作为公共品的软法律的生产者是私人（例如西方的私人监狱）或者社会组织（例如中国执政党所制定的行为规范），而赋予这种公共品以法律属性然后供应给社会的提供者却是正式的立法、司法或者执法机关。软法律不但与这些看的见的法律设施有关，并且是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合法的国家合法暴力相沟连的。问题的焦点和实质在于：硬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往往是现实的和直接的，而软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和间接的——起码在具体的软法律关系当事人心目中是如此。例如：在交通要道边指挥交通的平民，必须携带或者佩带表明国家委托的明显标志（或者红袖标、或者警用指挥棒等等）以证明其拥有公权力的不可质疑性和潜在的国家合法暴力支持其命令的间接性。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介平民，他/她所拥有的指挥交通的肢体动作的背后，依然闪现着国家合法暴力和正式法律机关的魅影。换句话来说，这位平民或者私人只是生产了关于交通指挥的公共品，而该项公共品的提供者依然是国家的交通管理机关而不是私人。这样一来，一般法理学上所谓的“法是国家合法暴力保证/保障执行的规范”原理，对于软法律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依然是可以运用的。单纯的道德规范和宗教规范，可能具有被一定的国家认可的色彩，却往往不具有被国家的或者世俗的合法暴力支持的特性（当然在有些政教合一或者法教混杂的国家和地区有所例外）。因此，既然软法律必然地与国家和法律意义上的暴力相联系，那么，原有的法学理论便足够对之进行解释，而无须进行库恩先生所说的范式转换。



二、软法研究是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按照张文显教授的说法，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都应该满足方法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三个条件或者要素。而作为科学范式的本体论，是某种可以被称为科学范式的理论体系的“坚硬内核”。这种内核，首先是来源于该范式的研究对象/问题构造。对象在先，问题随之而来，构成科学研究范式的两大前提。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定律“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显然是先有对象的观察，比如同时从天而降的石头和树叶；然后有问题“为什么树叶下降的速度比石头慢？”。其次，经过一定方法所形成的假设，例如，亚里士多德利用比较的方法得到了石头比树叶重的经验性结论，进而形成“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这种假设被人们所赞成或者不怀疑，就构成了一种统治性的科学结论或者误认的真理，并转化为一种人类共识。但是，“伽利略爬上了比萨斜塔，用一对同样大小的木球和铅球，以实验的方式，证明它们是同时落地的。现在的中学生都知道，亚氏理论是错的。”⑥亚里士多德的疏忽，在于只看到重量和地球引力，却没有看到体积和空气阻力。

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也存在类似亚里士多德式的谬误。比如，只看到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文本，并将这些法律文本和执政党的政策比较性地简单对立起来，犹如亚里士多德眼中石头和树叶的区别。只是在激烈地争论是否应该将外国的“法律橘子”移植——嫁接到中国来，却严重地忽视了那被移植的土壤本来就是稻田，或者那砧木本来就是枣树的，犹如亚里士多德的“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

1996年，苏力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学说，引导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从单纯关注法律文本转向关注社会法律现实；从静态的断层性片面研究转向动态的历史性综合研究；从关注立法者转向既关注立法更关注法律实现；从局狭的法条主义和权利本位学说扩展到了社会实证分析和语境论。而梁治平教授和刘作翔教授等对法律文化的研究、对民间法概念的提出，也大大地强化了对原有的传统法律理论的批判或者拓展。上述的研究，大体上开创了对中国国内法律研究的“伽利略式研究”的局面。

但是，苏力对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论述和研究，虽然解剖了众多社会法律现象，并且对这些有重大理论价值的个案（例如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黄碟案、二奶继承案、乡土法律人、法律学术引证率等）进行了令法学界信服的学理解释和科学判断，尽管这些判断在经历数年后依然无法在学术上被证伪。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本土资源学说是有极大的空位和缺陷的，那就是，在它那光彩夺目的方法论的背后，是遮掩不住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的阙如。

苏力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法学家，但“诗无达诂，法有正解”，也许正是这种近乎自由散漫的诗人气质，造成了他的研究的绚丽夺目，但同时也影响了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提问。在苏力那里，这种研究对象的选择往往是随意的、局部的非概率抽样而不是严格遵守随机化原则的、全体样本机会均等的概率抽样。所提出的问题虽然可以覆盖他所抽到样本的全部，却无法均匀地覆盖到被他所疏忽的但是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样本。这种缺撼和问题在他最近的长篇论文《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有了比较充分的体现。⑦我眼下无意单独评论他这篇长达三万五千多字的论文，但是我认为，苏力教授在写作该论文时只阅读《安提戈涅》这样一个孤立的样本，却没有阅读或者分析其他相互关联的样本和文本：比如，没有对希腊神话中关于俄狄浦斯的故事进行完整的描述和分析、没有对悲剧作者索福克勒斯的创作背景进行语境意义上的检视和论说、没有对古代雅典悲剧中弘扬实在法的主旋律进行概括、没有分析与《安提戈涅》具有文本渊源关系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两部剧本、也没有深刻透视安提戈涅的自杀动机和内心起因，这都部分地导致了他的研究结论虽然有效地挑战了对安提戈涅意象进行法理研究的若干学术判断和结论，并形成了独属他自己的、不能不说是正确的和科学的、然而却失却了高度盖然性和全面性的各种结论：几个新的“可能具有的某些特殊的或/和一般的法理学寓意。”⑧

但是，苏力教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进路都是科学的和高超的，他的研究对象也一直是那种深嵌在社会的血肉之躯中并且被社会法治实践理解与接受的规范或制度。而苏力心目中的规范与制度和软法律完全是同质的、从现象中所产生的问题也大体上是同构的，只是在具体形态和数量上比他原来抽取的样本更加规整和完全而已。一旦将“法治的本土资源学说”和软法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立即会发现：恰恰是中国社会固有的软法律现象，构成了法治本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中国法学界以往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晚近十余年来的研究，分别走向了两个互相抵牾的极端：硬法律和民间/习惯法，从而出现了无论在硬法律之中还是在民间/习惯法中都找不出多少真正的法治本土资源的感觉。当我们发现并将软法律补充进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时候，这种学说的研究范围和视野都将得到极大的拓展，并且也为苏力教授的独特研究方法找到宽广的表现舞台。



三、软法律如何构成法治的本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