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改革中的“相对合理主义”

2000年12月18日 13:40 作者：龙宗智 来源：京,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并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为此需要进行一系列合理化变革，包括思想观念更新、组织结构调整、人员素质提高、制度程序改善等等。至于如何变革，则涉及不同的思路和策略。笔者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总体上只能放在社会大系统内，采取司法内外互动的方法，因而只能是条件论的、渐进性的、改良的，也就是说，应当奉行“相对合理主义”。

一、理论前提：公理化思想

相对合理主义并不意味着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它确认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些跨区域文化的、基于人类共同的生存条件和基本需要、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准则。社会共同体的规制也存在反映共同规律和要求的普遍性方法。因此，相对合理主义的理论前提是承认具有公理性和普适性的基本准则。就本文讨论的司法制度而言，下列要求具有公理性和普适性：在司法功用方面，司法成为社会主义的体现，成为社会关系有效的调节器和平衡器，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等；在司法建设方面，在合理社会监督下的司法独立，司法内部的非行政化自治，崇高而高明的法官等；在司法程序方面，程序正当化，法官中立以及利益规避，诉讼公开，诉讼平等，诉讼的参与性，诉讼的及时终结性等等。

对于司法制度基本准则的普适性质，近年来已形成相当的国际共识。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来的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件到与此相关的关于司法活动的一系列准则，如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执法人员行为守则、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律师作用的准则、少年司法最低限度司法标准规则等国际法文件，其基本内容表明了不同社会在司法制度的基本构架和操作上的共通性；这方面的实际运作状况表明，对公理性准则的尊重已成为普遍的趋势，例如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提出和普遍认可（注：参见岳礼玲、陈瑞华《刑事程序公正的国际标准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樊崇义《论联合国公正审判标准与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民事诉讼领域中以国际化、宪法化、社会化为特征的改革趋向等等（注：Mauro Cappelletti:"Fundamental Guarantees of the Parties in Civil Litigation: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nternational,and Social Trends",25 Standford Law Review 651,Copyright(c)1993.）。

普遍准则的提出和确立是近代理性主义旗帜下制度合理化，即诉讼合理主义的产物，同时它又与超越任何实证法的自然法思想有关。这里所说的合理包括价值合理与技术合理两个方面。价值合理是指承认基于人类基本生活条件和基本需要的目的性要求，它与自然法思想相接；技术合理，根据M.葛兰特的说法，是指采取有效手段达到既定目的的合理计算，它与实证法中制度与程序的技术性设置相关。普遍准则直接反映人类在社会规制方面的价值合理性要求，如任何人不受非法的逮捕和审判，不受酷刑和其他非人道待遇；同时也反映基于普遍经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技术合理性规则，如司法独立（目的是保证审判公正，从而有效保护应当保护的社会利益）。

然而，公理性法律原则（注：法律原则有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之分。参见孙笑侠《基本原则与行政法》，载《法治研究》第2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孙教授在文中引用了苏联法学家雅维茨在其《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一书中的一段话：“在由法律实践所发展了的非常重要的公理具有特殊意义并扩展到整个法律工作的领域时，它们也应该包括到这些原则之中。特别是关于任何人都不能做他自己案件中的法官和任何人都不应由同一个犯罪而两次受审的主张，就属于这种公理。这些公理的明显性和无可否认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不需要特别的法律说明，或者，严格地说是同样的，它们是对其他原则的详述。”）的普适性是相对的。它只意味着原则的普适性而非具体规范的普适性。这是因为：

第一，法律多元是一种不能忽视的现实（注：对于法律多元，千叶正士先生强调的是“固有法的同一性”，即移植法与固有法的互动，使源于固有法中的一个基本法律原理作为其他原理包括移植法的基本原理的基础而起作用（参见千叶正士《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基本上只有在将移植法和固有法作为两种操作规范体系的意义上是有价值的，而从前述具有公理性、普适性的基本法律准则看，强调移植法和固有法的区别则缺乏意义，甚至容易误导。）。本文中所称法律多元，首先是一种法律价值观的多元，即不同社会的人们对于不同法律价值的意义认识不同，进而由不同的价值等次排列形成不同的价值体系。例如，同为西方社会，英、美与德、法的法律价值观就有区别。一位美国学者曾在比较法国与美国刑事司法制度时指出：“人们认为，目前在法国，经授权的政府干预个人生活的情况，比在美国广泛而深入。……这是因为法国由于历史和经验的缘故更担心犯罪，因而为了获得更多的保护他们宁愿给予政府当局以较大的权力。美国人，至少到目前为止，因为非常害怕政府干预而不愿赋予政府官员以控制个人生活的广泛权力。”（注：〔美〕乔治·W·皮尤：《美国与法国刑事司法制度之比较》，《法学译丛》1986年第4期。）而东西方社会之间，由于所谓团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认同差异，反映在制度上的差别就更为明显（注：法国学者J·埃斯卡拉在考察中国的社会与法制之后得出结论：东西方文化的对比性在法律领域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笔者也曾就中美两国刑事司法的价值观和手段体系（刑事司法制度）作过比较（参见《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1期）。可以说当时的对比性更为明显，近年来，尤其是通过刑诉法的修改，情况有所变化，但价值观与手段体系的差别仍然是十分明显的。）。在对普遍原则的适用上，不同的价值观念可能导致在承认一般原则的时候强调某些原则而淡泊另一些原则，同时也可能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实施方式。例如无罪推定，不同国家重视的程度可能不同，而且在不同国家具体的表述和贯彻的方式也可能不同（注：例如强势的表述为：任何人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都应推定为无罪；弱势的表述为：任何人在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不得认定为有罪。此外无罪推定原则所含控方举证责任、被告诉讼待遇等具体内容也有区别。）。其次，法律的多元意味着方法的多元。就司法制度的设置和运行而言，方法多元意味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共同体在同一目标之下可能采用不同的司法方式。例如，有的社会在司法上可能比较适应直截了当地对簿公堂，凭法律和事实“硬性”解决的方式；而另一些社会，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视人情的社会，其司法总难以保持高度的对抗性。

第二，作为基本准则，应当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弹性的指导规范。也就是说，作为基本准则，即使有时被称为“最低限度”标准，也仍然具有执行的上限和下限。只要不背离其质的规定，在化为具体规则时，可以采取不同的样式。例如司法独立，从质的规定上看，必然排斥任何其他社会力量对司法活动的干涉与强制，但合理的社会监督却不可避免（如平民介入审判、舆论评价审判、政治任免程序间接影响审判等）。当然，独立与受制的比例与性质，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体制下有较大的区别。又如，根据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即避免二次危险的人道主义原则，如果一个人经刑事起诉被判定无罪又因同一罪行再次被起诉和审判，即使是因为发现新的有罪证据，也被普遍认为是违背这一公理性原则的。然而，当一审法院判决无罪后，控诉方能否上诉（抗诉）从而引起可能恶化被告处遇的二次审判程序，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这是“二次危险”，有的则认为这是未完结的第一次程序的继续（注：大致上是英美等强调权利保护的国家持二次论，法德等职权主义国家持继续论。但不尽燃，如英国一些学者也建议赋予控方上诉权，控方上诉后可以加刑。参见J.R.斯宾塞《我们需要起诉人对判决的上诉吗？》，英国《刑事法评论》1987年第11期。）。国际社会似乎并未将“继续论”视为违背基本准则，也未强求两种认识或做法的统一。

上述两个原因，即法律多元和公理的包容性，使得普适性原则为适应不同社会时势会演化为具有不同特征的规范体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方面，我们不能削足适履，不顾本土状况而完全根据某类西方国家的模型来塑造中国的法治；另一方面，承认法律多元并不能否定公理的一元性，承认基本原则的包容性和弹性并不能否认其质的规定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不应当用来作为某些不合理（指在公理意义上不合理但可能具有现实的、暂时的“合理性”）现象存在的理由。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我们对法律原则公理性和普适性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我国对国际法律和司法准则的正式确认可为其标准：迄至1998年底，我国已参加17个国际人权公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宣布加入《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对法律公理性和普适性的承认，使我们承担了一种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义务，即在本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在充分注意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应以公理性法律原则为立法和司法的前提和长期目标，通过切实推进司法改革，使立法与司法同普遍的法律准则逐步一致起来。

二、理论出发点：条件论

相对合理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应对理论，其理论出发点是我国法治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注：这里采用法治初级阶段的说法，不是出于从众心理，也不是将其作为一个随意装东西的“筐”，而是考虑到其他的言说方式难以更准确地表示这种状态，同时它又具有易于被理解的言说基础。）。法治初级阶段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支撑通常所谓现代法治的某些基本的条件还很不充分。

我国尚不具备支撑现代法治的社会结构。现代法秩序的一项重要前提是社会集团的多元化。在集团多元的情况下，为了公平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必须制订一套中立的、具有普遍性和自治性的法律规范（注：参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2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由于我国的法治缺乏这种社会结构的支撑条件，我们的法治战略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予以推进，关于法律与司法的改革也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思考。这可以称为一种“变形虫式的思维方式”（注：千叶正士在《法律多元》中将日本人那种在法秩序中“超越官方法的规则却不藐视它的权威”的特点，称为“变形虫式的思维方式”。），即在一定时段内以某种方式变通某些基本准则却不藐视它的公理性权威，随着条件的具备再进一步实现该普适性要求。

法治的推进与司法的改革还面临一系列制度的设置问题。例如，由于缺乏自治性制度背景，司法独立至多是一种技术性独立，即在具体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为实现司法公正而排除非程序性的干预（注：参见龙宗智、李长青《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载《法学》1998年第12期。）。这种技术性独立因缺乏体制的保障必然是不充分的。在目前体制中，权力机关对诉讼个案的监督和干预，无论其实现个案公正的效果如何，都势必侵犯审判的独立性（注：《法制日报》1998年12月3日报道，四川广元市元坝区人大常委会发现区法院判决一起案件不当，要求法院“此案必须重新调查审理”，后又致函法院“限期整改”，区法院重新调查审理后作了改判。人大对法院的此类个案监督即使在理论上缺乏正当性，却不能说没有实体法的根据。）。法的自治性的缺乏还使司法机关难以采用自治性的组织方式而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采用行政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这使得审判委员会制、院长庭长行政负责制很难避免。

由体制和文化所决定，在社会规范体系中的法律至上以及在司法体系中的审判至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难以确立（注：正如季卫东先生所言，“在中国的现实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状况下，建立一个法律至上、审判中心的正义体系的试图很难如愿以偿。勉强为之，则易与‘置天下于法令刑罚之中’的法家同构化。”《法治与选择》，《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这种状况必然影响到法律制度的设置方式和实施状况，例如司法管辖权范围狭窄，司法判决的既判力和权威性不足，民事经济案件的“执行难”成为判决执行之常态。

缺乏知识化的、具有高度职业道德水平的法律家群体是法治主观条件不足的表现。当前的司法行政官员不仅业务能力不足，而且现代法律意识、操守和品质等素质全面不足。这种状况不可能在一朝一夕改变。现代法治的技术化与精密化（是法治的精密而不一定是法规的严密）以及行为主义（而非法规主义）特征，使法治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司法官员的操作，因此，法治主观条件的不足必然扭曲法的实施方式，损害法的实施效能。

上述问题还直接、间接地牵涉一个影响法治的根本性问题——经济资源。现代法治秩序的维持，司法制度与程序的运行，高素质的司法官员的造就，需要相当的成本。例如，在美国，一项标准化的对抗制审判，即使不是非常复杂的案情，从预审、选择陪审团、法庭调查、辩论到判决，可能会用近一年时间，花去数万、甚至数百万美元。在我国的实际司法操作中，有时仅因缺乏办案经费而不得不采用违规的方法来完成基本的司法任务。显然，中国建立现代法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创造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此外，虽然国人对法律的原则、社会治理的方略以及国家的现状有了相当的认识，但无论是认识本身还是解决方案，仍然缺乏一种充分的理性精神：或者迁就现状，或者习惯于缺乏合理性根据的折衷和妥协，或者偏爱人治而非法治。法治的推进者和司法的改革者除了遇到各种容观限制外，还受到各种非理性的主观制约和羁绊。这将使法治进程更加步履艰难。

任何社会目标的实现均有赖于相关社会条件的成熟。虽然我们应积极地创造条件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但如果条件远远不具备，则意味着某一目的近似“乌托邦”。“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地证明，理论上很完美的制度并不一定可以付诸实施，而行之有效的制度却未必是事先设计好的。”（注：季卫东：《法治与选择》。）目前中国法治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法律制度本身而在于支撑制度的条件未具备。我国司法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逼迫而采取一些不尽合理的方法，以求保证大致的结果合理性。而改变这些不合理或不尽合理的做法，有待于一系列条件的具备。例如，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在笔者看来是缺乏法理根据的（注：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在实质上损害了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在案件诉讼和审决的意义上是一种法官个人独立，因为司法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性的，全部司法程序是为保证审判法官的客观判断和公正裁决而设置的，而司法责任也是个体化的。审委会作为一个超越审判法官的机构对个案代行了法官的审决权，就侵害了法官在审判中的独立性。第二，它破坏了审判合理性原则。现代审判制度都是一种以各种程序作为保障的直接审理制，而审委会采取间接审理，脱离了直接的证据和事实的接触与审查，规避了审判程序对法官的制约，成为不审而判的法官，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它是有悖于审判理性的。）。尽管如此，目前马上取缔审判委员会仍涉及条件问题：法官业务和道德素质令人担忧；法官数量庞大，在同一法院内司法难以统一和协调；法官尚难以独自承担重大案件判决的社会压力，客观上仍需要一种责任分散或转移机制，等等。这些直接条件又与另一些条件相联系。例如，法官待遇不提高，要保证司法廉洁存在一定难度，但待遇的较大幅度提高，又涉及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在应当满足的条件未能满足而又要保证起码的司法公正的情况下，就不得不采用一些不甚合理的方法，如行政性监督的方法。在直接审理的基础上，由一批法官精英有选择地对少数案件进行间接审理，加上明智的主持和引导，其正确性不一定弱于素质不高的法官的单独审理。

应当看到，在一定条件的支撑下，制度对于条件也有一种反作用，即制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相关条件产生“拉动”作用，驱使人们为了实现制度要求而以超常的努力去创造制度条件。另外，鉴于制度本身的稳定性与社会条件的变动性之间存在矛盾，也需要制度的适当超前以适应一定时期内社会条件的变化。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制对条件的超越都具有某种积极的作用，也可以视为是有效率的。然而，就制度拉动而论，应当注意：

第一，制度拉动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在制度与相关社会条件距离不太大的情况下，制度“先走一步”才能对社会条件产生一种正向的拉动作用。否则，如果某一制度走得太远，根本不具备或基本不具备该制度实施的土壤，那么不仅新制度是无效率的，而且因破坏了原有制度形成的有序状态，会使整个情况变得更糟。

第二，即使是“先走一步”，也并非完全是正向的效应，很可能要付出一定程度的制度无效率的代价。对于不具备实施条件的局部，所设定的法律规范必然是无效率的，将造成局部性的法制破坏和无序状态的发生。

第三，我国立法的“先走一步”实际上已成普遍现象，因此主要问题不在于要无条件地提倡“先走一步”，而是要充分注意法制运行的条件问题。我国的立法速度并不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突出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及有法难依。梁治平先生指出：“法律与社会脱节！法律与文化脱节！这就是当代中国法的基本性格，这就是当代中国法的最大困境。”（注：梁治平：《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一个文化的检讨》，载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理论教研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法律室编《法律社会学》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我国法律实效性不足的基本原因就是现代法相对于社会条件的超前性。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法律超前问题应当十分谨慎。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


宁波市高层多业主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政府令164号


　　《宁波市高层多业主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已经2009年4月27日市人民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九年五月五日

　　宁波市高层多业主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高层多业主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落实消防安全责任，预防和减少火灾，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物业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高层多业主建筑（以下简称建筑）是指有两个及两个以上业主的下列建筑：

　　（一）十层及十层以上的居住建筑（包括首层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

　　（二）建筑高度超过24米的公共建筑。

　　第三条　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业主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

　　第四条　公安机关负责建筑消防安全工作的监督管理，并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负责实施。

　　建设、规划、城市管理、安全生产、质监、工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各部门要加强对归口行业以及直接管理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检查指导，及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第五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建筑消防管理，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

　　第二章　建筑消防安全责任人

　　第六条　业主是建筑公共消防安全工作的责任人。

　　业主可以成立消防安全组织，开展群众性自防自救工作。

　　第七条　建筑的公共消防安全工作应当实施统一管理。

　　建筑交付前，建筑公共消防安全工作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

　　建筑交付后，业主可自行统一管理，也可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专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统一管理建筑公共消防安全工作（统一管理的业主、物业服务企业、专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以下统称统一管理单位）。

　　第八条　业主委托他人实施管理的，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将公共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纳入合同内容，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受委托管理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对管理区域内的消防公用部位和消防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维护管理，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

　　受委托管理单位接受委托时，应当与业主或建设单位办理消防资料、消防设施设备验收移交手续。

　　第九条　实行承包、租赁或者委托经营、管理的，业主提供的建筑物（场所），应当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当事人应当在订立的合同中依照有关规定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未签订合同或消防安全责任约定不明确的，公共消防安全责任由业主承担。承包、租赁或者委托经营、管理的单位在其使用、管理范围内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第三章　建筑消防安全管理

　　第十条　业主除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以外，还应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责任：

　　（一）遵守建筑公共消防安全管理规约；

　　（二）及时落实建筑火灾隐患整改措施，按规定缴纳整改所需资金；

　　（三）委托有关单位对公共消防设施进行定期检查、维护、保养。

　　第十一条　统一管理单位应履行下列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责任:

　　（一）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组织防火检查、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二）定期组织公共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完好有效；

　　（三）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开展演练；

　　（四）劝阻、制止业主、使用人影响消防安全的行为，并及时报告辖区公安消防机构；

　　（五）建立完善建筑消防档案，妥善保管建筑消防设计审核、验收资料、消防设备设施等资料；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第十二条　业主应当服从统一管理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并可对其实施消防安全管理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三条　统一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公安部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要求，定期实施建筑消防设施检查，并填写检查记录。

　　第十四条　对建筑消防设施存在的问题和故障，统一管理单位应当及时解决；建筑消防设施因改造或检修必须停用时，统一管理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对建筑消防设施故障及消除情况，统一管理单位应当建立报告和登记制度。

　　第十五条　高层建筑的消防控制室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应按规定持证上岗，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消防控制室管理及应急程序,及时发现并准确处置火灾和故障报警。

　　第十六条　配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建筑，应当按规定与辖区内城市火灾自动报警远程监控系统联网。

　　第十七条　影剧院、宾馆、饭店、公共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应按标准配备缓降器、软梯、救生袋和防毒面具等避难救生设施。

　　第十八条　业主和使用人在实施建筑内部装修前，应事先告知统一管理单位。统一管理单位应当将装修中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业主和使用人。

　　建筑内部装修不得擅自改变内部结构、改动防火分区和消防设施、降低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第十九条　业主和使用人应当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设施，保持防火门、防火卷帘、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机械排烟送风、火灾事故广播等设施处于正常状态。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有下列影响建筑消防安全的行为：

　　（一）妨碍消防共用部位的正常使用，损坏和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

　　（二）堵塞、锁闭消防安全疏散走道、疏散楼梯和安全出口；

　　（三）擅自分隔、占有2家以上单位共用的疏散设施，或者其他影响其正常使用的行为；

　　（四）在建筑物的消防登高场地设置妨碍登高消防车操作的停车场、绿化、架空管线等；

　　（五）占用、堵塞消防车道；

　　（六）在建筑内储存罐(瓶)装液化石油气；

　　（七）设置的户外广告牌改变建筑防火分区、影响建筑防烟排烟；

　　（八）其他妨碍建筑消防安全的行为。

　　第四章　部门监管与服务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加强对建筑消防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建设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活动和物业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及时预防和避免火灾事故的发生。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建设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筑消防从业人员的培训，通过培训服务外包、接受业务咨询、开展业务指导等方式，提高建筑消防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技能。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法开展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及时受理消防违法行为举报、投诉，督促火灾隐患的整改。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指导统一管理单位加强建筑消防安全的应急救援演练。统一管理单位每半年至少应当组织1次应急疏散演练。

　　第二十四条　建筑内有公众聚集场所的，该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根据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对该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将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确定为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由公安机关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及公安消防机构的要求，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加强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对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建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通知业主、使用人和统一管理单位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照规定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采取临时查封措施。

　　业主、使用人和统一管理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和公安消防机构的要求及时做好整改工作；对确实无力整改的，当地政府可以组织或者责成有关部门、单位采取措施，予以整改。

　　第二十七条　对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建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该建筑及媒体上予以公布，并抄告当地建设部门，建设部门应当及时在房产交易与权籍管理中心公布。

　　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并检查合格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通知建设部门撤销原有信息。

　　第二十八条　建筑公共消防安全设施设备维修、检测、更新或改造等所需经费，按照《浙江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和市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未设立专项维修资金的，由业主按照约定承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业主按照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的比例确定。

　　第二十九条　建设部门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加强对统一管理单位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并督促其限期整改。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单位和个人有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已有罚款或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停产停业等处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按其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规定，有不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责任或者影响建筑消防安全行为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改正。

　　第三十二条　建设、规划、城市管理、安全生产、质监、工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依法实施处罚。

　　第三十三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中未履行本规定职责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其工作人员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所称业主，是指房屋的所有权人。

　　本规定所称使用人，是指房屋的承包、承租或受委托经营人(单位)。

　　本规定所称消防共用部位，包括：消防车道、消防登高场地、疏散走道、楼梯、消防前室等。

　　本规定所称消防共用设施设备，包括：用于火灾报警、灭火救援、安全疏散、防火分隔、防烟排烟的公共设施及其配套使用房屋。

　　第三十五条　其他建筑的消防安全管理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